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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太宗的史学修养与贞观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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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令狐德棻首议修前代史，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唐高祖下诏修六代史，此时德棻已转迁秘书丞。
德棻奏请重金搜募遗书，盖为修史之故。
[29]德棻负责募理群书，至贞观三年（629年），始群书“略备”
。
按：武德七年以前，天下犹未底定，军国倥偬；九年，玄武门事变。
如此军国政情，加上群书未备，六代史之不能完成，谅可知也。
贞观三年二月六日，魏徵以秘书监参政，一面负责募理群书，一面重开修前代史之局。
太宗诏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便推动工作。
[30]秘书求书工作，则在魏徵、德棻、虞世南、颜师古等相继主持下推动，实有助于五代史之撰修，终使在贞观十年（636年）正月二十日，得以完成奏上；而五代史志部分，亦得以在显庆元年（656年）五月四日奏上。
前后凡二三十年中，最主要的决定及推动力，盖来自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令狐德棻，被动员工作之君相史臣，连《晋书》在内，约在百数，正史之有“御撰”
者，亦以此为唯一之例。
大体贞观朝开修六代史，与政局渐安，乃至贞观之治的盛况，与夫人才济济、书籍渐备诸因素，皆有密切关系，然而如此大规模持续开修，实以太宗君臣特富历史观念及意识最关键。
《贞观政要·慎终篇》所载一段君臣谈话，有助于对此问题的了解，兹不惮重录如下（前曾引用部分，今仍录之，以见思想交流之全况）：
贞观九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
当思善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於来叶。
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
岂惟称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
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踰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
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於古也。
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於古也。
昔周、秦已降，戎狄内侵。
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
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
[31]
这段谈话，充分表露了太宗强烈的历史意识——他意欲透过读书以吸收为君治国之经验，使自己能入史不朽，获得卓越崇高的历史地位。
不但如此，尚欲推己及人，激勉群臣以团体意义，俾共同达到此境界目的。
由褒存先世功业以至于己，由己推及于人，实为一以贯之、发展延绵的同一历史精神，断非桓温“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与夫高齐硬欲具载一家“父子霸王功业”
之观念意识可比。
在此旺盛强烈的历史精神下，唐初君臣的一些行为可得而解。
例如，就太宗言，他毅然决定完成未成之五代史，重修晋史，开修、令宰相监修、甚至亲阅实录等行为和制度之建立，胥与此有关。
又如就群臣言，史臣们各书其先世及同僚先世之美，甚至本人尚未盖棺，名字先已列于前史——过分提早入史成名的行为，亦与此有关系也。
至如两《唐书·魏徵传》，谓征常将其谏诤言行私录，以付史官褚遂良，盖亦由此可得而喻。
这里宜请留意的是，太宗的历史精神和意识，并非自少即有，而与贞观以来读书论学有极密关系，上引文已略有自述。
原夫太宗出身高门阀阅，与杨隋有表亲关系，为贵族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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