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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馆院制度的破坏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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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序性修注系统已如上述，今试论其中介性与终程性，并由史馆修史的破坏变化，试论其影响于注院，乃至整个官修国史体制者，以见官修史的精神变动及优劣良弊。
贞观三年（629年）闰十二月，史馆由秘书省著作局移于门下省北，迁入禁中直隶于宰相，由其监修，此即禁密化成为制度化。
原掌史的著作局著作郎和佐郎，从此脱离法定的史任。
[109]由贞观三年到七年，秘书省长官为魏徵，他以秘书监参预朝政而为宰相，故中书于贞观三年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而史馆则移入门下，疑与徵以秘书监充相职之事有关，因史料阙如，不能得知其详。
然而起码可知魏徵以秘书省长官充相职，遂使该省原有的前朝史和本国史修撰职权遭到剥夺，随他入相而移入禁中，分置于中书和门下也。
当时国家大修撰中，以完成五代史最为重大，国史修撰并未触目，故魏徵仍以长官身份在中书的秘书内省监修五代史；虽至七年正拜侍中，仍旧跨省监修，以至完成。
至于在门下省的史馆，魏徵并未监修，而是以玄武门兵变第一功臣的左仆射房玄龄为监修。
至玄龄死为止，皆其一人监修国史，似有深意焉。
[110]
不论如何，就有强烈历史意识的唐太宗立场看，魏徵原为太子李建成旧僚，曾为己之死敌，既让他以秘书省拜相，此时是否尚宜由他直接督导所属著作局修国史，使据实直书开国及兵变事？诚值三思。
若其不便，则夺史馆以归门下省，另置秘书内省于中书，使魏徵入内监修以慰其心，又令玄龄同为总监以协助或牵制之，实为良策。
再者，史馆既在门下省，省长官（侍中）当时是另一建成系统的王珪，则史馆当亦不便被此人监督也。
作者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史馆此年重大改革，尤其魏徵在任而所属史馆被夺；既移门下省，复又不由侍中王珪以本省长官监修国史，反以与两省无关的左仆射房玄龄监之，并另总监五代史，其巧如此，岂非可疑？初唐史曾被篡改而至隐晦，作者所疑，容或非妄。
何况魏徵始终坚持“以史制君”
，曾因谏纳郑氏女而警告“君举必书，所愿特留神虑”
！
又曾警诫太宗，说“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
书不以实，嗣后何观”
！
此对当时早已自觉当年非、而又有强烈历史意识的太宗言，由魏征或王珪监督国史修撰，实有不便、难言之处。
[111]
上述臆论应具关键性。
因为迟至贞观十六年，太宗向褚遂良索阅起居注不成，而寻向之宣示，要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
，不久则监修国史的房玄龄就献上实录让太宗看了。
此事若换了魏徵、王珪，乃至遂良或刘洎，殆不可能发生。
照说房玄龄若如《隋书·房彦谦（玄龄父）列传》所言，当年常受其父“讲说督勉”
的庭训，则玄龄必知国史不能隐恶曲笔之义。
因为该传载其父致张衡书，批评北齐及陈朝，近臣隐恶，“史官曲笔，掩瑕而录美”
，使人君因蔽塞而导致国亡。
[112]《隋书》是魏徵监修，颜师古和孔颖达为主力，而佐以敬播和许敬宗，始得以完成的。
[113]是书对房玄龄父颇有虚美之嫌，虽说敬播史才颇有声誉，但“玄龄深称播有良史之才，曰：‘陈寿之流也！
’”
书成迁之为著作郎兼修国史，不知是否酬其为己父虚美？因为当时许多有名的史臣中，玄龄特许仅有进士出身而无任官履历的敬播，并竟比之于陈寿，超擢其兼修国史，宁无可疑？[114]至于许敬宗，在贞观八年任著作郎兼修国史时，即喜谓所亲曰：‘仕官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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