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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武后时代的官修情况与馆院学派的史学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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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中叶是武后预政的开始，也是她酬庸许、李二人为相，二人复对修史及修注大动手脚，奠定以后官修之弊的时期。
此下的发展，即根于许、李变动的基础进行。
总章三年（670年）三月一日改元咸亨，许敬宗是月以七十九岁高龄，辞宰相监修国史而致仕。
同年底，唐高宗颁下《简择史官诏》，说：
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
所以承前纵，居史官，必就中简择灼然为众所推者，方令著述。
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缉踈舛，亦恐漏泄史事。
自今以后，宜遗史司於史官内，简择堪修史人，录名进内，自余虽居史职，不得辄令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事！
[137]
据诏显示，许、李“总统史任”
之下，史馆修史官德学俱有问题，并由此使国史“编缉踈舛”
，且有“漏泄史事”
之恐。
亦即因修史官素质不佳，导致史学本身产生不良效果，而且有危害禁密化的倾向也。
高宗已察知此情，而欲简择史官；又读许氏监修的国史，而评为“多非实录”
，遂在三四年以后，复诏刘仁轨等修改，如前述。
史馆有法定编制的修撰和直馆的建制，在唐朝后半期始形成，此时盖无。
玄宗以前，大体初入馆者为直史馆，入馆久或官高者为兼修国史或修国史，例以他官充职，而由监修宰相总统其事。
许、李二人总统史任，不知引用了那些人，且甫居职掌撰述，致成“近日”
之弊。
[138]高宗对策，是君相加强史官人事管制，且竟至禁止不中选史官，不得闻见所修史籍及未发行的国史，增强其禁密性质。
当然，就其诏书文字看是好的改革，——如刘仁轨等引用李仁实是也；但就其坏的一面看，则君臣易于置修史于绝对指挥之下，开启了武后以降发展的倾向。
以刘仁轨等稍后负责修正敬宗所监修的国史为例：仁轨引用了称职的李仁实，但仁实必须承仁轨之命修改，而仁轨又必须遵高宗之意修改，且仁实更必须“录名进内”
始获修撰授权。
如此则史官纵“堪修史”
，尚能独立自主否？则知高宗的改革，利弊之间宜大可深究。
咸亨三、四年间（672—673年）刘仁轨等修改国史，是继长孙无忌、许敬宗以来的第三次，会李仁实死而止，自此至691年武后革命建周以后，始复闻修纪传国史。
在这二十年间，史馆主要工作在修实录。
由许敬宗监修《皇帝（指高宗）实录》三十卷成以后，史馆似即持续再修。
二十年间继敬宗监修的宰相，先后计有刘仁轨、郝处俊、李敬玄、高智周、崔知温、武承嗣、范履冰等人。
承嗣为武后侄，履冰为武后“北门学士”
系统，而助其以文宣建立权威者，[139]二人皆在武氏以太后临朝（683—690年）末期拜相，故《高宗实录》总共一百卷，由武则天以“大圣天后”
名义领衔完成——继皇帝撰史之后，创女后、女主撰史之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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