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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结论：兼略论刘知幾实录史学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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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死前所言，对司马迁日后整齐经子、论载历史之动机，及成就、使命诸意识，影响启示颇大。
司马迁创新史学诸思想观念，胥由此出发而加深加阔。
新史学之与当时的所谓经学——尤其春秋经学不同，一为实录，一为空文。
一为由古今之变、天人之际中求道，是历史的；一为悬出超史之道，以绳人伦，以考万物。
司马迁《自序》辩孔子作《春秋》，论之已审，经、史有差异，或致日后发展颇分道扬镳，因子亦已伏下。
新史学又与古史学有不同，前者其性质在论述，而后者则为记录。
前者以纪传为体，后者以编年为纲。
前者以总体全程之过去为对象，后者以祀戎政教为对象。
要之，二者追求实录之宗旨，前后大体一致。
所谓实录，不仅在追求史实之真实——所谓真相是也；兼且追求史义之真实——所谓真理是也。
由研求事与义之真，而至据实记之，如实书之——即为求真、存真以至传真之全部过程、方法与效果，然后称为实录史学。
班固谓刘向、扬雄之徒，服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是即足以奠定新史学的性质特征，阐明其宗旨方向。
如此之史学，故特重网罗史料、考论行事、稽明道理之三段法，以为其方法论的根本。
事理必须论而述之，始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则新史学之所以为论述史学，概可知也。
司马迁为何以人类历史的总体全程作探究对象，此则另与其承受当时流行的天意史观有关。
三五相包说是三统论结合五行相克说的学说，有历史分期论、命定论、循环论、型态论诸理念内涵，史公置之于历史之总体全程，以作究论印证，遂创为通史。
其后班固亦本新三五相包说——三统论结合五行相生说，加上国家主义、本朝意识等，欲“究汉德之所由”
与是否属性型态为火，遂别创为断代史；然其综行事、贯五经、论述事理、洽通上下的新史学要旨尚存，章学诚谓其书“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制裁，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
。
[1]自汉魏以降，《史》《汉》遂渐成与五经匹亚、师法相传之学术，继起日盛。
至3世纪末之陈寿，在巴蜀学派天意史观、班氏史学理念及政治时忌启示影响之下，如实传述“天下鼎立”
“正朔有三”
之历史，本此构成三书分行的《三国志》，据实以记孙、刘、曹、马之事。
于是，始为时忌以减少析论，而突出让史实说明真相的史学特色，论述史学过渡为叙述史学，此为关键。
班彪“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的史学改革论要旨，及单一纪传体，获得了首次最明确有效的彰显与落实。
所谓时忌，就陈寿言，其当代即有吴主皓杀韦昭，其远者则有王允杀蔡邕，更远则有班固下狱几死，史家安得不忌？马、班所述孔子免时难之意，史公自已怀诗书隐约之旨，此所谓史祸意识者，史官史家大都明白。
《太史公自序》只陈述大著作必起于发愤，而其作者多有祸患的现象；至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即显然自陈其惧，明称“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
修史者心中长期有梦魇，由是可知。
刘知幾颂直书而斥曲笔，倡史家宁直而死、不曲而生之说，必须要史家有死于直书为仁，且安于仁而为之的自觉，始克能之。
故其标的典范，应是法齐太史兄弟及南氏史，而非以学幸遇贤大夫之董狐为优先。
若说中国史学有隐晦的一面，则此即其一，盖其考验人性之极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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