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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学社设在上海，为蔡元培、章太炎等人所主办，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一个爱国团体，那里聚集了不少的革命青年。
他们有的在学社解散后来到日本，成了革命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余睡醒便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朝夕相处，一起进行革命工作，以后便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成城”
上学时期，我的经济情况是很困难的。
我们带出来的钱，经过1903年我和我二哥两人的花费，到1904年初我二哥回国的时候，已经差不多用完了。
因此我常常拖欠学校的学费。
同学们看到这种情形，便要替我向县中去申请官费。
以我当时的条件（到日本较早，又是“成城”
第一班的班长；学习成绩也较好；而且家庭经济又确实困难），如果大家替我一个人去申请官费，获得批准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我从小就受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
的教育，因此坚决地谢绝了同学们的好意，宁愿把官费让与别人。
为了培养一名学军事的学生，我提议给我县的罗厚常一人去申请，大家一致同意，结果得到了批准。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同学们对我更加了解，我和大家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而且学校当局对我也很好，见我在同学中有威信，不但不来催我交学费，还照常按月地发给零用钱。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更加自觉，只要家里的钱一寄到，我便首先去交学费。
这样时欠时交，在同学们的帮助和学校当局的照顾下，居然一直维持到毕业而未曾中辕过学习。
由此可见，一人若能顾大家，大家也一定能顾这一人。
相反，一切自私自利者，都常以损人始而以害己终。
违背群众利益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好下场的。
学校当局对我个人虽然很照顾，但我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了应该进行的斗争。
记得是1904年的元旦，学校悬挂的万国旗中竟没有中国的国旗，中国同学一时大为愤慨，我便领导大家坚决斗争，向学校当局提出：若不道歉和纠正错误，我们便不上课、不吃饭。
学校当局对我说：“我们对你这样好，你为什么领着大家来反对学校呢？”
我说：“学校对我好，我很感谢，但是，对于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们是不能不誓死力争的呀。”
学校当局无法，只得在我们团结一致的力量下屈服。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留日的学生，一向采取拉拢和收买的政策，而留日学生中也确有一些不肖之徒，见利忘义，以致被它软化，有的后来竟至当了卖国的汉奸。
一个人是否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比个人的利益更为重要，是决定这个人能否坚持民族气节的关键。
我从来把民族大义看得至高无上，所以，一碰到日本帝国主义侮辱中国的事情，便马上抛弃了过去对它比较友好的感情，转而和它斗争。
从这件事情以后，再经过1905年反对“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
的斗争，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随着它对中国侵略的加紧而与日倶增。
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在我以后的生活史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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