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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铁路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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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斗争，粤汉、川汉铁路都归由商办以后，这两条铁路的股本虽然来自广大的人民，但铁路公司的权力却把持在绅商即地主和資产阶级手中。
这些办理铁路的紳商，其腐败与清朝政府的官僚也相差无几。
由于他们的贪污浪费，铁路股款已耗费很多，而铁路的修筑却很少进展。
这种情形也曾引起人民的不满。
但是，人民虽不满意于绅商把持路政，而对清朝政府把路权卖与外国，则尤其反对。
1911年初，清朝政府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建议以借款为资本，实行铁道国有政策。
5月9日，清朝政府颁布了一道“上谕”
，说什么“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
并威胁人民说：“如有不顾大体，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则照违制论。”
当然，清朝政府实行的所谓铁道国有，实际上是把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而便于那些亲贵和官僚买办如载泽和盛宣怀之流从中渔利。
这批贪婪的家伙为了从人民手中夺取权利和财产，竟毫无顾忌地通过清朝政府于5月18日任命端方为“督办粵汉、川汉铁路大臣”
，要他去强行接收四省铁路公司；而于20日又与英、美、德、法四国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粵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合同”
，向帝国主义拍卖铁路权利。
清朝政府这一劫掠和卖国的行径，立即激起了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
在此之前，清朝政府为了欺骗人民，缓和革命斗争，曾于1909年于北京设立资政院，于各省设立谘议埽。
参加谘议局的人虽然绝大部分都是立宪派的士绅和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但由于清朝政府的铁道国有政策，直接侵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便利用谘议局这个类似资产阶级议会的机关来发起保路斗争。
首先起来反对的是湖南绅商。
他们聚集在谘议局开会，并散发传单，抨击清朝政府借外债修路，丧失国家主权。
学生们继而罢课抗议，使斗争更趋激烈。
湖南巡抚杨文鼎见民气激昂，怕事态扩大，便奏请照前办理；但清朝政府却严加申斥，要他对人民的保路斗争实行镇压。
湖北人民的斗争更为尖锐。
革命党人詹大悲以“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
为题，在《大江报》上发表了鼓吹革命行动的文章。
湖广总督瑞澂逮捕了詹大悲，查封大江报》，于是各界人士数千人齐集谘议局开会，并有人断指痛哭，大呼救国。
他们推出的代表到北京请愿时，曾经绝食三昼夜，表现了很大的斗争决心。
广东粤汉铁路的股东会议也一致反对把铁路收归国有。
由于两广总督张鸣岐出示取消股东会议案，引起广东人民更加愤慨，于是争持纸币挤兑，以为反抗。
在反动统治的高压下，股东们被迫逃至香港，组织保路会，继续斗争。
同盟会在香港出版的报纸《中国日报》及其他各报，都对斗争极力声援，吓得张鸣岐竟下令禁止港报入境。
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不但十分激烈，而且更为广泛和深入。
当铁道国有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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