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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到四川的时候，四川人民愤慨异常。
6月中，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
当时会场上一片哭声，情绪激昂，人们痛骂盛宣怀为卖国奴，邮传部为卖国机关。
会议当场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议长，并派员分四路出外游说。
接着，各县保路同志会次第成立，运动向全省发展，规模十分浩大。
川省护理总督王人文见民情激愤，知道压迫必致引起变端，特为奏请暂缓接收铁路。
昏庸残暴的清朝政府不但对王人文严加申斥，并将其革职，而且还派遣了著名的刽子手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
赵尔丰以屠杀四川和西藏人民被称为“赵屠户”
，他继王人文而任川督，更引起四川人民的愤慨。
与此同时，清朝政府又强行接收了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并要以川款继续开工修路。
这样，清朝政府就不仅从人民手中夺去了路权，而且从人民手中劫去了股款，人民的愤怒愈加不能遏止了。
于是自8月下旬起，成都人民开始罢市、罢课；至9月初，更进而实行抗粮抗捐。
这时立宪党人怕斗争发展下去会破坏封建秩序，力图将运动加以控制。
为此，蒲殿俊等曾发出告白，要人民只求保路，不要反抗官府，更不可聚众暴动。
但是，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岂是少数立宪党人所能控制得了的，何况还有革命党人从中推动呢？同盟会虽然并没有完全掌握这次运动的领导权，因而这次运动仍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但有一些同盟会员曾经在运动中起过较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次运动的发展。
例如龙鸣剑和王天杰（子骧）等同盟会员，一开始就看透了蒲殿俊等立宪党人的本质，知道他们不敢触及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因而除与他们共同进行合法斗争外，又暗地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8月初，龙鸣剑、王天杰与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等于资州举行会议，根据龙鸣剑提出的“明同暗斗”
的方针，决定组织同志军，发动武装斗争。
当成都人民开始实行罢市罢课斗争的时候，龙鸣剑跑到成都城南农事试验场内，与朱国琛、曹笃等裁成木板数百片，写上省城业已发难，望各地同志速起救援的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以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河中。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乐道的“水电报”
。
这些“水电报”
顺着四通八达的河流漂去，下游的人便知道了成都发难的消息，纷纷揭竿而起。
9月7日，赵尔丰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骗至督署，加以逮捕；同时并封闭了铁路公司。
这一无耻行径，立即激起了成都数万人民，前往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
赵尔丰又命令军警开枪，当场打死群众数十人，伤者不计其数。
在赵尔丰的疯狂镇压下，人民并未屈服，反而把斗争扩大了。
不久之间，整个四川都沸腾起来，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带有全民性的大起义。
这时，过去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赵尔丰，被四周各县的同志军团团围困，龟缩在成都城内，一筹莫展。
而清朝政府也吓得手忙脚乱，刚调用岑春煊入川宣抚，又下令端方派兵镇压。
岑春煊虽也曾卖弄文墨，发出一篇娓娓动听的文电，想以此收买人心，缓和局势；但一则革命已成燎原之火，再也无法扑灭；再则端方之受命用兵，又把岑春煊所能起的那点欺骗作用，一扫而光；这样一来，岑春煊走到汉口，也踟蹰不敢前进了。
至于端方，他面对着四川人民起义的汹涌怒涛，本来也有些害怕，但既然参了赵尔丰一本，而清朝政府又一再督促，便只得硬着头皮，领着队伍，冒冒失失地闯入四川。
端方的领兵入川，不但更加激起四川人民的仇恨，使四川人民斗争的火焰愈益增高；而且鄂军西调，武汉空虚，又给武汉的革命党人造成了一个发动起义的绝好机会。
后来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比较容易的成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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