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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自我觉醒、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等“救中国”
的行动都宣告失败？这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与中国的交往关系和关联方式。
“新民主主义论”
之“新”
与“旧”
的根本性差异，当然在于革命的性质、领导阶级和革命前途等不同。
但造成这一切差异的根源仍在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不同阶段。
毛泽东曾经援引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以1917年“十月革命”
为界，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过去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体系。
“十月革命”
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冲破了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从而使“全球化”
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成为两个相分离的概念。
不仅如此，在全球化体系的对立格局中，红色全球化向度还上升为主导方面，决定了世界格局的性质和走向。
任何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过去属于旧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世界体系，现在则属于新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即红色全球化体系。
革命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的关键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阶段的转变。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1]我认为，世界体系性质的剧变、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格局转型由两大因素造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
没有大垄断、帝国主义大量资本输出造就的对于殖民地日益加剧的高度压榨，没有就不会有民族工商业的迅速破产，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会迅速衰败到难以承担革命领导重责的地步；没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结合，就没有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诞生，他们不再代表自由放任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和新官僚贵族利益。
没有大垄断的迅速侵入，就不会有直接受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压迫的工人阶级人数的迅速增长和他们的政治觉醒，也就难以造就民主革命的新领导阶级；没有帝国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现实，因而两大全球体系的对峙格局就不会出现，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对殖民地的影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传播几乎仅限于欧洲大陆和美洲，限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宗主国、工人阶级较为集中的地方。
而在五四运动以前的近代中国，由于产业化和工人阶级不发达，对马克思主义零星介绍不可能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然而，在帝国主义阶段，在中国买办产业化和工人阶级大量产生的阶段，十月革命的炮响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就得到了迅速回应。
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她的出身（以买办企业、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为主），就直接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
可见，“新民主主义”
的可能性，正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新阶段——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世界体系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产物。
在这一新地平线上，中国与世界建立了新的交往实践结构。
一切旧的阶级，都沉沦到这一滚动着的历史地平线以下。
只有在工业文明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平台上，农民阶级反封建、变革土地制度的要求才能得到满足，民族工业发展的愿望才能真正实现。
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宏大历史背景。
从这一实际出发，才能真正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在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这一原则基础上，《实践论》科学解答了两个关系问题：其一，来自国外的原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关系；其二，国外的实践与中国的实践的关系。
《实践论》强调“还原法”
，就是将普适性文本意义、普遍化的理论还原到它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场路径，因而将所有理论形态、结论和观点都还原为出场形态。
语境就是历史实践，理论不过是某一历史、民族实践的理论表现。
因此，当它需要跨历史、跨民族地传播和应用时，就不能直接地变成普适性的，而是需要通过本土民族实践的再检验。
《实践论》凸显了马克思关于“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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