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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特点，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尽管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语境差异造成了问题的差异和出场形态的差异，但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的只是同一个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不同方面而已。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联手，相互了解和相互支持。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原初马克思主义文本”
在中国的简单“传播”
或“跨国平移”
的结果，而是从中国本土实践出发加以重新理解、重新创造即重新出场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绝不仅仅是撇开对全球问题、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单纯“中国视域”
的产物，而是对全球语境中的中国问题的反思。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称为“马克思主义”
，就是因为它仍然将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两者的结合关系呢？这一结合绝不是康德式的形式主义的，不是作为先天（对中国人而言是已经存在的）“普遍真理”
的马列主义与作为后天“经验事实”
的简单结合，而是立足于自己的实践的解读与对话。
本体是实践而不是书本。
书本与实践相比，是第二位的。
《实践论》指出：马列主义不过是别国实践的思想产物，“直接知识”
在传播中转变为“间接知识”
，在移用到陌生的实践语境时，必须要重新接受新的实践检验。
这里就发生交往的双重性：别国的实践与本国的实践的交往关系，以及别国的马列主义与本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关系。
从实践交往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当然是处在同一时代。
两者的根本差异是：两个思想家所处的国情不同，面对同一问题的角度不同。
帝国主义全球化的一个重大后果是：必然造成两极分化的世界格局。
一极是帝国主义国家，作为扩张的中心；一极则为备受欺凌的外围国家或边缘国家。
列宁处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国家，沙俄帝国虽然不是强国，但始终是帝国主义集团的主要成员。
列宁站在帝国主义风暴中心，他所思考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进而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则处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他的问题是从帝国主义时代的边缘化地位如何去反帝、反封建，如何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帝国主义全球化造就“中心—边缘”
格局中，两个思想家正好站在对峙的两极。
在两极实践上产生的思想在其原初语境中都是真理，但是一交换语境，就有可能产生谬误。
他者实践产生的思想依然需要本土实践的检验。
立足自我的实践，是真理探索的根本立场和基础。
从思想的交往与对话来看，他们的思考和对话恰好呈现一个革命的“中心意识—边缘意识”
的互补结构。
而毛泽东站在边缘的革命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解读是更为深刻的本真性解读。
从马克思主义话语史上看，从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梅林、拉布里奥拉到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他们几乎都是生长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中心或次中心国家的理论家，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眼界都带有“世界中心”
的意识，即代表着“普世真理”
和“人类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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