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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则不同,他是第一个边缘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
如果说,帝国主义造就了分化的“帝国中心—外围国家”
的两极,那么此一历史基础同样“决定”
革命形态的两极:“十月革命模式—中国革命模式”
。
因此,不可能像王明等人所做的那样,将处于帝国主义风暴中心的列宁十月革命的做法照搬于中国。
作为边缘化国家的民主革命,必然建立“边缘化革命”
的理论,采取“边缘化革命”
的策略和方式。
从“到敌人统治薄弱地方去”
、按照“井冈山的道路”
建立“红色根据地”
,采取“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农民阶级为主体”
的革命主体力量策略,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的道路,到作为“游击战”
上升为“战略问题”
等军事思想的形成,我们都能深切地看到边缘化革命理论和战略如何适应了边缘化国家的革命需要;正如俄国革命直接从中心城市开始进攻的战略也适应作为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需要一样。
因此,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
精神告诉人们,看问题、做决策不仅要考虑客观的全球化宏观格局,而且要考虑主体自我的生存境遇,不要有“理解的自我遗忘”
;要从自身独特的生存境遇、革命实际出发,然后确定自我与全球化的交往关系,而不要从主观想象、从本本出发。
《论持久战》的战略,就是毛泽东深刻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双方的交往实践关系,以及中日关系与全球性格局的关系,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
立足于自主实践的解读与对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
“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
,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理解,构成一个解释学框架。
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品,在本土的传播,实际上是实践主体根据生存的本土体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也就是“读者”
与“作者”
的全球性、跨时代、跨文化对话,一种差异性主体间的精神交往结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与列宁、斯大林对话,与俄罗斯对话,与十月革命对话,然后借助这一对话而与远在欧洲的已故幽灵马克思恩格斯对话,与更为差异的西方文化对话,与更加发达的资本帝国中心的工人运动对话。
这一对话早期是非常艰难困苦的过程。
究其原因,不仅由于文化差异和全球性背景的转换,也不仅欠发达的文化环境,而且还由于对话路径——“赫尔默斯”
——信使的缘故。
共产国际曾经是“赫尔默斯”
,王明等28个半是“赫尔默斯”
,他们掌握着“圣经”
文本(俄文、德文版的著作,普通工农大众很难读懂),也掌握着经文的解释权,因而控制着对话结构。
他们当然就是真理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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