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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解释的“合理偏见”
即教条主义，狐假虎威害人不浅。
这里当然有一个解释学理念的变革问题。
按照共产国际、王明等人的解释学理念，就是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甚至是信使中心论。
读者应当拜倒在作者幽灵、文本神明甚至信使智者的脚下，聆听教诲，而且不得有半点疑问。
毛泽东等人强调“此在”
、读者、实践者中心论，认为真理标准在于读者所从事的活生生的革命实践。
认识的发生、发展的动力、检验的标准、最终的目的都在于革命的实践。
《实践论》如是说。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实践解释学的基本原则，进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这一灵魂的出现和概括，如果没有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对话，没有在这一问题上两极争鸣和论争，是不可能产生的。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翻转。
作者服从于读者，文本服从于实践，信使成为参谋，现实的实践者、人、革命实际高于一切。
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的权力从全球化的彼岸世界变回到此岸世界，对话者首先是实践者。
这一切都改变了全球性对话的交往结构。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一样，是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新阶段、新形态——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又不一样，是关于处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边缘国家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的人民如何有效实行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翻身求解放的理论，因而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在某种意义上说，“边缘化的中国”
是全球帝国主义一切本性最充分实现的完成体，也因而是其矛盾激化的焦点，在这一制高点上，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革命问题学问题学的一个逻辑总体。
差异性制造了马克思主义解读者理论创新的高峰。
列宁和毛泽东，处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两端，用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得出了相互补充的差异性理论，在两极对话中共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个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标志是什么？
这涉及如何看待“中国问题”
“中国立场”
与“中国形态”
。
陶德麟教授所倡导的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需要在深层意义上理解。
实践解释学路径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以问题为中心”
，着眼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从“中国问题”
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出发点。
但是，聚焦“中国问题”
的研究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专利。
因为，如果说解答问题是一个“有的放矢”
的行动，那么，“中国问题”
仅仅是靶子，而问题本身不能保证射向靶子的箭为何箭、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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