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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国问题”
的研究可能来自全球不同区域、持有各异的政治与文化立场的人，解答视域与解答方式也千差万别。
立足于外国立场、持有外国视域来研究“中国问题”
，形成了关于中国的理论，既有马克思主义，又有非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与发展道路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
国外“中国学”
对“中国问题”
的关注和研究也由来已久。
国外的“中国学”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到欧洲、美国的各种专门研究机构如费正清研究中心、胡佛研究所，以及各国外大学内设的东亚研究所、国家和地区图书馆、各种基金会和教会支撑的研究所，甚至各位汉学家，都形成了大量的关于“中国问题”
的研究成果，都在这样或那样的意义上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或多或少的思想借鉴。
但是，由于研究者政治立场、中心话语、价值向度的差异，无论对“中国问题”
的选择、研究和解答都不可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范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聚焦“中国问题”
，更要有“中国立场”
。
任何探索、研究和解释都不可能是价值悬搁或价值中立的。
“西方中心论”
决定了来自西方的研究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偏见。
马克思在研究东方问题时，也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将“仅限于西欧各国”
的结论简单平移到东方社会。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实践解释学路径，包括了鲜明的中国立场。
所谓中国立场，就是研究者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根本目的和主体价值应当站在中国本土的、民族的和大众利益基点上，站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基点上，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而研究。
我们的存在决定了立场选择。
基于中国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不会有“理解的自我遗忘”
。
按照解释学的观点，任何理解都有前理解的条件，立场肯定是其基本条件，它构成了研究者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根本目的和价值指向。
立场不同，对“中国问题”
的选择就会不同，提问方式也必定大相径庭。
基于中国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可以明确方向。
我们正“置身于”
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场。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也是问题大国，可以打开、可以追问的中国问题可以车载斗量。
但是，究竟何种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解答的最重大、最紧迫的问题，这是理论创新和思想发展的最主要的方向，取决于主体的立场选择。
不同主体有不同的立场，因而才有方向的各自不同的选择。
基于中国立场，才有“以己之矢”
放射“自己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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