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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跨国公司——超越国界的无冕之王，是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但是任何跨国公司都不能无视各民族国家与地区的差异，因而他们的策略大多是所谓“全球化战略、本土化执行”
，两者之间保持相当的张力。
欧盟、东盟、北美等各种经济共同体间的差异与碰撞显而易见，一体化与多元化并行不悖。
同样，在全球政治—文化层面上，既存在着日益紧密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与冲突。
两极张力密切相关。
多元的现代性格局，使中国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成为可能，中国重写现代性重写现代性成为必然。
第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在旧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时代，其主要控制方式是实体性的，通过商品、资本与武力，来建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
而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极对全球的控制方式主要是通过人才、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造就“后殖民主义”
与“后帝国主义”
。
全球互联网、话语生产、知识经济及其文化传播，成为其借重的主要手段。
全球冲突将越来越从实体层次向信息文化层次转变。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体系的重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了这一全球图景。
全球化软实力的比拼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激烈，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对全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然而，中国影响世界的方式，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产品和人民币等硬实力，更要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对全球发出自己的思想、文化、价值的声音，创造和传播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话语、中国科技。
第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旧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
所谓旧全球主义是旧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它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
它依靠启蒙理性，即抽象的、同一的、唯一的、整体的理性，将西方的启蒙思想奉为唯一的真理，将西方的工业文明视为唯一的文明，并以此为尺度来剪裁和规范全球化结构。
它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内在逻辑。
在托夫勒看来，这也是工业文明社会的逻辑。
“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权化”
，成为其现代主义统治的精神特征。
反之，与后工业文明相对应，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后现代的，它在深刻变革旧全球化时代实践结构的同时就深刻变革了旧全球主义，造就出一种本质上是后现代的思维方式。
它主张多元文化而反对单一文明，强调差异政治而否认单一正义观，指认断裂而蔑视同一整体，消解思维等级和中心性而主张“平面化”
，解构先验的理性或本体意义的决定论、唯一论而推崇全球话语的众声喧哗。
差异、断裂、冲突、矛盾，这些在福柯、德里达、亨廷顿、贝尔及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学者笔下的词语，越来越经常地成为新全球主义的理论范式，进而成为21世纪的思维向度。
总之，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根源在于资本创新资本创新，是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全球表现。
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在深刻改变人类全球实践结构与生存方式的同时，深刻地变革着人们的全球化观念，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当代视野、问题谱系与时空结构：在超越旧全球主义的单一主体性及其“主体—客体”
模式时，我们必须面临一个重大任务：发展或重构马克思主义关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理论，将一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念推到历史的前台。
新全球主义需要并且呼唤新的理论反思，这就是作为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本质、核心和基本特征的交往实践观：这一观念，直接构成马克思主义当代视野的轴心。
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就是交往实践的时代。
因此，马克思主义只有在理论上关注与反思交往问题，使之凸显其21世纪理论主题的地位。
交往实践观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把握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主导范式。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把握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本质的深层逻辑？
如本书第二章所言，马克思批判反思资本本质的过程中，就以交往实践观来深刻阐释全球化的结构。
交往实践观也因此成为我们科学把握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本质的理论逻辑。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交往实践观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把握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发展总趋势的基本理念，成为时代精神的高度体现，不仅源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客观需要，而且还由于交往实践观的科学视界使然。
交往实践观可以科学界说、深刻阐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概念的本性及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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