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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一种完满的事物，但他所处时代的那些单个的、现存的国家，却并非如此。
[91]因此，在阐述了“完善的、理性的国家本质”
之后，在辩证的图式中就产生了这样的历史，它的任务在于，从单个的、不完善的、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理想的那些国家之间的对立中，创造出实现自由的、齐一且普遍的世界王国。
无疑，对未来的这种认识显然不能在黑格尔那里找到，“对丹尼尔和异教徒而言，存在于未来中的第五帝国……将不再——像在康德那里一样——作为一种幻想而被提及”
[92]，但这一事实却始终存在：当国家在《法哲学》以及《哲学全书》中得到阐释之后，历史便获得了它的权利，而且如布洛赫本人所注意到的，历史占据了按照安排本应由国际法或者国联所占有的位置。
这种纯粹的应然虽然没有出现在黑格尔的《实在哲学》中，但是它的位置却被标注出来了。
布洛赫认为，《法哲学》及其经常被引用的序言也不能被简单地轻视为“反动的”
而搁置一旁。
当黑格尔在序言中谈道，哲学总是在事后才出现，“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分才展翅起飞”
等时，布洛赫认为，这些表述已然与黑格尔自己哲学的出现产生了矛盾。
《法哲学》的内容也绝不是对当时普鲁士现状的纯粹的辩护。
虽然这种哲学不想与“在思想中被认识的它的时代”
有些许不同，可是尽管如此，它却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现实存在的东西的复述，而是认为大量在当时的普鲁士还根本不存在的规定是“现实的”
。
艾里克·威尔也提到了这些“反常”
，并援引它们来为黑格尔辩护。
因此，被黑格尔“理想化”
的国家存在公开的审判、出版的自由、犹太人的解放、法律面前的平等、人民对立法的参与，等等，而在1821年以前的普鲁士王国还没有这些纯粹的规定。
[93]但是，布洛赫也没有忘记指出著名的第244、245、246节，在这里，黑格尔以清醒的洞察力分析了早期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对抗。
布洛赫针对黑格尔的论战更多强调的是体系的开放性和辩证法的现实性，而不是在苏联意识形态家那里极为普遍的、对唯物主义较之于唯心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科学优越性”
的强调。
布洛赫批判黑格尔的重点并不在于唯物主义的颠倒，而在于与未来以及社会实践（马克思的“革命实践”
，而不是恩格斯所理解的普通实践）的联系。
他用“既灵活又全面、目标明确的开放体系的行进队列［！
］”
取代了从亚里士多德直至黑格尔（以及正如我们能够补充的：直至斯大林）以来的“封闭体系”
，并且“在尚未完结的深刻的现象内容的意义上”
赞扬了康德的这种开放性，而黑格尔则低估了康德的深刻性（这间接地意味着，列宁和恩格斯才真正误解了康德）。
但是，如果历史在本质上还没有终结，如果它的最终形态仍然不可见，那么我们就必须预知未来历史的目标——只要历史发展的永恒意义应该被清楚地理解的话。
但是，这样的知识无论如何都只是预言，这种预言在布洛赫那里只是不充分地掩藏在例如“铭记实现人道的世界及其完满化”
的公式背后。
布洛赫当然会承担有关预言的指责，就像他承担了有关“乌托邦主义”
的指责那样，因为他想把“希望原则”
在人们之中，尤其是在（“平民传统”
的）广大群众中的持久有效性，作为一种历史现实包含到唯物主义的历史图景中，他期待并且欢迎人类长期渴望的一切预言和梦想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得到实现。
在这里，革命的热情颂扬者也成了苏联意识形态家的敌人，因为他放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特征”
，并且使得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统治知识与以实现意义为目的的关于人类未来实现人化的预言式知识之间的区别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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