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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同样流行的框架的情况也是如此，根据这个框架，经济生活被看作社会的解剖学，而社会学被视为它的生理学。
这样的框架被僵化为教条，变成谬误。
它们不考虑中介、侵占和相互影响，尤其是不考虑形式。
例如，在前面提到的前一个框架中，我们该将知识置于何处呢？它与技术（因此与“基础”
）和意识形态（因而与“上层建筑”
）都密切相关。
同样，语言、逻辑和法律属于哪一部分呢？两个框架都倾向于低估人类活动和人类与它们的工作之间鲜活（双向的）的关系的重要性。
它们不考虑根本性的辩证“因素”
，不考虑与需要相关的因素，也不考虑与工作相关的因素。
简而言之，它们忽视或者破坏了实践概念。
在不拒绝逐层分析的前提下，我们将提出另外一个我们相信对马克思的启发而言可信的框架。
实践有三个层次：重复性层次、创新性层次和在这两极之间的模仿性层次。
在重复性实践中，同一个姿态，同一个行动，在被决定的循环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进行。
模仿性实践遵循着诸多模式；它偶尔创造而不模仿——即在不知道如何和为何的情况下创造——但更多的时候，它模仿而不创造。
[10]至于发明的、创造的实践，它的最高层次在革命活动中达到。
这样的行动可以运用在知识和文化（意识形态）中，同样也可以运用在政治领域。
然而，政治行动将所有部分的改变都集中和浓缩为一个总体现象——一个改变生产方式、生产和财产关系、观念和制度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革命。
革命的实践将不连续性引进整个社会—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量的方面和一个质的方面。
技术、知识、物质性生产、一般生产力，在它们逐渐增长的同时展现了一种特定的持续性。
社会的质的发展——特别是在西方——带有非常戏剧性的特点。
它以倒退和停滞的时期为标志。
它为社会存在注入似乎取之不尽的各种观念和形式。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根本性的改变、向前的历史性飞跃发生了。
革命质疑社会整体，包括已经确立的形式和秩序，这二者不再代表不断增长的生产力。
革命和类似的形式改变揭露了作为总体性的社会。
因此，在它的变革过程中，封建主义逐渐表明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体系”
。
更近时代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情况同样如此。
诞生于增长并投入历史发展的革命实践，却总是轻率地跑到敌对的、保守的政治实践中去。
后者寻求对已建立的形式、制度和秩序的维持。
它试图坚持它们，要么通过重新调整以适应在增长过程中已经改变了的内容，要么通过否认内容已经发生任何改变。
这样的努力，根据相关的不同群体、阶级和个人的政治力量，也许或多或少地成功了。
彻底的改变通常是历史地被决定的，它们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从社会的底层开始，通过作为整体的革命实践来实现；或者从社会上层开始，通过制度、已建立的形式和政治领袖这个部分的权威行动来实现（例如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的俾斯麦主义）。
只有前一种改变是决定性的，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消除过时的形式。
第二种改变没有如此深远的意义，但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为更根本的变革铺平道路。
这里，我们面对着另一个根本性的观念。
社会中的一切都是行动，人的本质是他所完成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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