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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出于历史必然性的工作都包含着对行动（实践）的依赖——如果从可能到现实的过渡是有效的，并由此为人类的主动性留下了空间的话。
每一个可能性都提供给人类两种选择——更大的异化，或者祛除异化。
异化，像其他任何过程一样，倾向于变成现实。
祛除异化由反异化的意识的斗争来实现——一旦工人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它便逐渐地自觉起来。
社会的人从来都是善于发明和创造的；而他们从来也都是自己成就的奴隶。
实践的最高实现（创造性的、革命性的实践）并不排斥它所激活和证实的理论。
它包括理论的决定和行动的决定。
它拥有策略和战略。
不存在没有预设目的的活动，不存在没有纲领的行动，没有一种被设想为可能和将来的政治实践。
现在，实践的概念和实际的实践应该开始揭示它们所包含的规定性的财富。
我们不能被黑格尔的术语“规定性”
（determination）所误导。
虽然实践是被规定的，但它仍然是开放的：它总是指向可能性的领域。
辩证地说，这正是规定性确切的所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以可能性的名义否定过去，从而表明自身为总体性。
每一个实践都有两个历史坐标：一个表示过去，表示已经完成了的东西；另一个表示实践展开的和将要创造的未来。
规定性并不意味着决定论。
在这一点上的混淆，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大量误解的根源。
决定论是过去时代的遗产；它们是形式、体系和结构似乎未被损伤的幸存，将要被取代或者已被不完全地取代：它们对当下继续积极地发挥影响。
决定论不排除机遇、偶然性事件或者个人和组织为摆脱这样的幸存物所做的创造性努力。
这是可能的，至少可将这些概念视为假设。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会研究形式的出现，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方式，以及结构反作用于过程的方式。
变化过程的结果一方面回顾性地启发了后者，另一方面则修改了它们。
然而，任何形式一旦形成，就耗尽了它内在的可能性（这总是被决定的，因而是有限的），而别的形式、结构和体系就会出现。
这些从变化中诞生的“实体”
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自然中，努力生存，互相影响。
社会学家有义务分析和详述所有这些相互影响；历史学家研究特殊的过程（因此是形式的起源和结构的形成），经济学家将特殊的形式或结构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
诸多形式和结构的相互影响将它们引向终结。
因此，社会学家将研究稳定的、平衡的结构，以及那些损害它们的因素：他将会根据这些结构和暂时的方面，辩证地研究已建立的“实体”
。
对实践的研究（包括我们所谓的创制方面），即对任何特殊内容的研究，都将导向形式的社会学。
在我们看来，这是通过内在于方法的一个辩证的倒转来实现的。
从而，我们将一个特殊的领域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
如果我们将自身限制在仍然能引起当代社会学兴趣的马克思思想要素的话，另一种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将不会超出一个学院和学术的框架。
社会学家马克思，帮我们确定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视角。
这样一种社会学将会强调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部分。
过程所产生的结构，内容所创造的形式，倾向于使它们（过程和内容）静止化。
因此，对结构和形式的彻底批判，是内在于知识的，而不是将一个价值判断强加给社会学（正如一个价值判断可能被强加于一个事实的陈述之上一样）。
实践的结果使人类异化，并不是因为它使得人的能力“客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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