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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方法在本性上必须将不同的方面统一起来，将生成过程的相继的“因素”
统一起来。
这个统一体既不排除理论的对立，也不排除现实生活的斗争。
相反，它包容着这些对立和斗争。
不言而喻，我们并没有穷尽马克思阶级理论中的社会学方面。
在总结这一章之前，我们不妨再一次强调几个基础性论断。
第一点：没有阶级斗争，没有政治斗争，便没有阶级。
一个阶级如果没有以其革命的实践走上政治舞台，没有走上一个更高的实践层次，那么这个阶级的存在就只是事实上的存在（它是“自在”
地存在，而非“自为”
地存在）。
第二点：在矛盾或斗争中分裂的阶级，同时构成一个统一体。
这个统一体被赋予了一个总的名称（“社会”
），一个特殊的名称（“国家”
）或一个更详细的名称（在实际生产单位中通行的分工）。
冲突让我们去强调这个统一体，相反，一旦我们强调了统一体，我们就应该解释潜在于其下的对立。
革命是结构的后果，但革命性事件却依赖于诸多环境的结合。
被马克思描述和分析为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具有本质性的阶级，即地主、工业资本家和工人，从三个来源获得其收入——地租、利润和工资。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地主的收入都是由他的农民、佃农和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同样，资本家的收入也不都是由他的工人生产的。
被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集合内在于一个更大的范畴——国家总收入。
马克思试图以一种关于收入及其分配方式的理论结束其代表作——《资本论》。
实际存在于社会中的生产和财产关系是一个类似水泵的技术装置——用来尽可能多地吸收所有的剩余产品。
分配的过程由社会整体的本性来决定。
“资本家剥削工人”
的观念是朴素而天真的。
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剥削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阶级派别和群体），它通过将国家收入尽可能大的份额据为己有来实现这种剥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采取了很多不同的方式——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管理的、财政的甚至文化的（通过管理休闲活动和艺术生产）方式。
收入通过社会整体的中介——政府——被分配，这是《资本论》最后一部分的核心观点。
统治阶级的不同部分都扮演压迫群体的角色，例如利用立法机关来压迫。
必须将马克思对阶级的分析定位在总的框架之中，如果它与社会学相关，那么在相同的程度上也与经济学相关。
不幸的是，《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原本用来总结结构性分析和历史性分析的阐述仍然是不完整的。
如果马克思思想的创立者能够完成他的任务，写出他后半生构想的关于辩证方法论的著作，从而画上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学理论的最后一笔，后来的许多误解就都可以避免了。
[1]这个步骤可以类比作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
，这种还原将意识的部分内容甚至全部内容放入括号，也可以类比为索绪尔的“语义学还原”
，这种还原区分语言和被说出来的语词。
但还是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区别：马克思明确地说，他的还原是在实践的层面上的还原，不是一种精神的操作，而是一个现实地持续的辩证过程。
“形式”
概念本身的根源是什么呢？科学知识的基础被哲学，尤其是被逻辑学和逻辑学家阐明。
通过割裂它与古典哲学的系统化语境的思辨内容的关联，科学从哲学那借用了这个概念。
那些不懂得认知的这个本质方面的人，必定会陷入科学的实证主义，将科学看作与任意的断言、预设和假设相关联的事实的集合。
我们在这里说的，起源于一个漫长的努力，即从形式的思考（形式逻辑等）回复到辩证的思想：我们的目的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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