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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的活动和功能，他倾向于将它们划入一个含糊的“服务”
范畴，归入某个外在于社会劳动的地方。
在马克思看来[17]，这个问题要微妙和复杂得多。
每一个社会，无论它是什么结构（或者生产方式），都以特定的方式分配它的生产力（包括它的劳动力和全部的生产率）。
它以特定的方式满足其成员的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它影响着这些需要，立刻为它们创造和设定了界限（只要丰裕以及丰裕中的平等还没有达到）。
教师、物理学家、演员的劳动，信息分配者（新闻工作者）和娱乐工作者的劳动，与石匠和铁匠们的劳动一样对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它们不是有形的、可消耗的和物质性的物品的生产。
它们对生产来说是必要的，但却不是生产性的。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并不直接追求需要的满足，尤其是社会需要的满足。
它们只是通过市场的中介间接性地满足需要，并且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有待消费的物品经历了商品的阶段。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不是商品生产本身，而是利润。
在这样的社会中，劳动只有在为资本和资本家创造利润的意义上，才是生产性的。
从而，在这个由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艺术家、作家和作为艺术家的建筑师的劳动（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相反）并不被视为社会劳动。
决定艺术品的价值的是心理学上偶然的事情，是那些碰巧感觉到特别地需要消遣、娱乐和逃避的人在陈设上所花费的金钱。
因此，例如剧院仍然是一个投入了资本，并期待产生利润的企业；一种“物品”
被提供给观众，他们消费这种“物品”
并且用从全部的生产和剩余价值中获得的收入来支付这个消费。
另一个悖论是：军备生产被划分为生产劳动。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分——一个并不导致任何形式上的分离的区分——并不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划分相一致。
“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
[18]换言之，我们必须面对的的确是分工，不仅是其技术的方面（相对独立于生产方式），而且是其社会的方面（与生产方式、特定社会的总体特征、它的阶级结构、统治阶级的活动和它的意识形态相关）。
在资本主义社会，“总的劳动者”
是生产单位、资本主义企业的总和，它是为了生产物质产品，首先是生产利润而被组织起来的。
接下来马克思认为，“总的劳动者”
的性质因特定社会的总体特征以及它的生产方式而改变。
我们在研究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类型的劳动和分工的分析就必须被修正。
在涉及生产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必要劳动和不必要劳动的差别的时候，这一点尤为正确。
像工程师这样的技师是生产劳动者。
农业、渔业、采矿业、加工工业、建筑业和维修业都是生产性活动，从事消费产品的保护、仓储和运输的活动同样是生产性活动。
其他商业活动，比如广告就是非生产性的。
物质和文化的“服务”
同样是非生产性的，例如教育和科学研究，还有政府机构、银行、军队、警察和政府机构的服务。
在没有过渡、没有制定任何区分的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从生产劳动过渡到非生产劳动，从社会必要劳动过渡到非必要劳动，甚至过渡到了闲暇的不就业和社会寄生现象（除非我们假定每一个活动或“功能”
都仅仅通过其存在的事实而得到辩护）。
换言之，马克思所作的区分尽管必不可少，但却很难被应用。
它将分析逼入困境，可以说，使它面对困难的社会学问题——一种对“功能”
和“服务”
的批判性的和具体的研究，一种对社会流动性的研究，这种流动性使个人从一个范畴转向另一个范畴，等等。
马克思明确地拒绝社会学的“功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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