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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这仅仅是另一种意识形态。
按照这种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不同功能彼此预先假定，并且解决了社会的内在矛盾，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之间不作区分，它们彼此为对方辩护。
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主张功能和服务是为资本主义所用的。
这一点立刻不证自明，而且是荒谬的，它使得解释一种文明理论成为不可能。
[19]
这个反复出现的冗长而困难的讨论，我们将其归因于马克思最出色的几段话中的一段。
这段话仅凭它的机智和活泼就值得被引用，而这又绝不会贬低它的社会学价值，毋宁说相反：
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
罪犯生产罪行。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最后这个生产部门同整个社会的联系，那就可以摆脱许多偏见。
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
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
据说这就会使国民财富增加，更不用说象权威证人罗雪尔教授先生所说的，这种讲授提纲的手稿给作者本人带来的个人快乐了。
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而在所有这些不同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这些不同职业发展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
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
罪犯生产印象，有时是道德上有教益的印象，有时是悲惨的印象，看情况而定；而且在唤起公众的道德感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说也提供一种“服务”
。
他不仅生产刑法讲授提纲，不仅生产刑法典，因而不仅生产这方面的立法者，而且还生产艺术、文艺——小说，甚至悲剧；不仅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而且《奥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都证明了这一点。
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况。
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
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
[20]
要表明这个令人惊奇的片段包含着对巴尔扎克和他消极却杰出的英雄沃特林（Vautrin）的一种“马克思主义”
的评论，是很容易的。
它同样表明，马克思能够在何种范围内，以及如何毫不迂腐地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分析它的生产力和它的阶级关系。
更具体地说，我们必须研究的是整个的分工，而不纠缠于根据部门、功能和被视为静止的（而非辩证的）层次所做的分类。
我们不断地强调形式以及形式与内容的相互作用的科学兴趣的重要性。
为什么？因为声称以马克思的名义发言的独断论者一直认为他们有义务强调内容，并且到了忽视形式的地步。
这种观点似乎与哲学的唯物主义息息相关，然而事实上，正是在这个程度上，这种唯物主义被双重化为哲学—政治的体系了。
“形式”
这个术语只被赋予了一个肤浅的、无关紧要的意义。
形式这个术语的完整意义，在“形式逻辑”
这个表述中的意义被误解和忽视了。
商品形式不再被理解为它本身，而仅仅是政治的、法律的、美学的或哲学的形式。
人们忘记了，只有承载着形式的内容才是内容，而内容和形式间辩证的相互影响本质上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是否可以说，社会分工为技术分工提供了一个由生产方式规定的形式？答案是肯定的。
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内容，后者倾向于在它的网络中控制生产力，而同时生产力则试图解开或者挣脱这种控制。
生产关系（包括市场、工资劳动者、货币和资本的力量）不是与生产力相分离的，它们构成了一个以冲突为标志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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