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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会被认为导致一种无政府主义，或者向唯意志论的倒退，因为它隐含着对国家机器的摧毁和社会团体的分割。
从而，我们将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不得不赋予它一个根本的和无条件的自发性或者假定它是由一个更高的理性意志组织起来的，而不是认同绝大多数理论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社会是有机的、合理的。
对这些反对意见的答复，可以在马克思1843年9月23日写给卢格的一封信中找到。
国家表达了一种特殊的合理性，但是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由这种发展产生的合理性要求国家消失。
不仅仅是现实的不等同于合理的，很有可能是现实的与合理的正相反对。
由于有资本主义和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
中，这里最现实的要素，即社会的要素被认为是最不现实的（不如政治的要素现实）；在这里首要的（生产者）是最末的，而最末的（各种中间人）则被认为是创造者；在这里实际的条件被忽视。
唯一改变事物状况的方法是使世界和社会更加合理，是通过在一个更高的统一中综合现实的和合理的，以重建它们的真正统一。
马克思在他给卢格的信中写道：
因此，一种特定的合理性是内在于社会中的，内在于它运转的方式和组织方式之中。
它到处预设理性，但只有上升一个到特定的点之后才能被实现。
无论国家存在于何处，它都声称自己是理性的化身，并且对其组织机构、技术专家、管理者，一直到它的警察而言，它就是这样一种化身。
但同时，它无处不揭示出一个存在于其理论的定义与实际的预设之间的矛盾。
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内在矛盾的，也就是说，国家孕育着自我毁灭的种子。
从而，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社会真相。
就像宗教是人类的理论斗争的概略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践斗争的概略。
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从政治的角度（subspeciereipublicae）反映了一切实际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真理。
尽管，国家最终必须被改造或者废除，选择合适的途径来达到这一目的还是至关重要的。
国家必须被当作社会需求、社会斗争和社会真理来仔细审查。
从国家开始的批判，必须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即它包含着某种真理，尽管它采取了伪装和隐藏的形式，而理论分析将揭露这个真理。
在政治学中存在社会真理，正如哲学中存在社会真理一样。
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
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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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官僚机构的批判性分析可能暗示着他对不同国家的体制和机构做过仔细的研究。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并不关心国家本身，他关心的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他的政治分析本质上并不处理国家的“政治形势”
（关于手段的问题），而是处理社会中的国家的形势。
如他所见，政治社会学是一种政治行动。
那么，为何还要费神研究这样的一个国家本身，研究作为一个分离物的国家？
必须注意的是，在讨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时候，马克思脑子里想着英国的例子，也就是先进的工业国家；在那里，国家并没有过多地干预社会的发展和民主进程，无产阶级缓慢发展，并且没有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
在马克思看来显而易见的是，除非拥有一个社会基础并且执行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否则任何国家，即使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国家（例如，建立在征服之上），都不可能幸存下去。
这就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之后，当他宣称作为巴黎公社的一个结果，“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时，对国家的描述。
尽管国家源自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但它最终将自己置于社会之上。
法国恰好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
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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