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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克·威尔也提到了这些“反常”
，并援引它们来为黑格尔辩护。
因此，被黑格尔“理想化”
的国家存在公开的审判、出版的自由、犹太人的解放、法律面前的平等、人民对立法的参与等，而在1821年以前的普鲁士王国还没有这些纯粹的规定。
①但是，布洛赫也没有忘记指出著名的第244、245、246节，在这里，黑格尔以清醒的洞察力分析了早期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对抗。
布洛赫针对黑格尔的论战更多强调的是体系的开放性和辩证法的现实性，而不是在苏联意识形态家那里极为普遍的、对唯物主义较之于唯心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科学优越性”
的强调。
布洛赫批判黑格尔的重点并不在于唯物主义的颠倒，而在于与未来以及社会实践（马克思的“革命实践”
，而不是恩格斯所理解的普通实践）的联系。
他用“既灵活又全面、目标明确的开放体系的行进队列[]”
取代了从亚里士多德直至黑格尔（以及正如我们能够补充的：直至斯大林）以来的“封闭体系”
，并且“在尚未完结的深刻的现象内容的意义上”
赞扬了康德的这种开放性，而黑格尔则低估了康德的深刻性（这间接地意味着，列宁和恩格斯才真正误解了康德）。
但是，如果历史在本质上还没有终结，如果它的最终形态仍然不可见，那么我们就必须预知未来历史的目标——只要历史发展的永恒意义应该被清楚地理解的话。
但是，这样的知识无论如何都只是预言，这种预言在布洛赫那里只是不充分地掩藏在例如“铭记实现人道的世界及其完满化”
的公式背后。
布洛赫当然会承担有关预言的指责，就像他承担了有关“乌托邦主义”
的指责那样，因为他想把“希望原则”
在人们之中，尤其是在（“平民传统”
的）广大群众中的持久有效性，作为一种历史现实包含于唯物主义的历史图景中，他期待并且欢迎人类长期渴望的一切预言和梦想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得到实现。
在这里，革命的热情颂扬者也成了苏联意识形态家的敌人，因为他放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特征”
，并且使得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统治知识与以实现意义为目的的关于人类未来实现人化的预言式知识之间的区别清晰可见。
虽然纯粹的科学事实上是“价值中立的”
，但关于人的世界的意义阐释却总是牵涉价值的。
在马克思原初的思想中包含着一幅规范的人类图景，它与黑格尔意义上的、被视为“科学”
的历史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当马克思主义日益发展成为（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世界观”
时，这种规范化的要素就必须被排除。
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伦理学”
而（在福兰德、科亨、纳托普那里）出现，另一方面，它又被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字句条框的“正统主义者”
所拒斥，相应地，人性的内容完全消失不见了，而（事实上还是不可或缺的）规范却必须被援用到非人的领域（譬如在斯大林那里就被运用到了“发展物质生产的需要”
上）。
每次对马克思及其老师黑格尔的回想，都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学说的人道内容的说明。
它并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唯心主义观点”
，而是对马克思关于人及其世界的人化这一目标的严肃看待。
其实，不是向黑格尔的接近靠拢，而是对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真正区别的说明遭到了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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