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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说，它甚至在今天仍然具有约束力。
然而，如果认为，每种国家统治秩序的实行都伴随着不自由，因而完备的自由只有在国家消亡的未来社会中才有可能，那么很容易造成这样的后果，即对如今已然成为可能的自由形式嗤之以鼻，同时，不再努力保护个人自由免受国家独裁的侵害。
为了实现（作为统治之消亡的）自由，人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建立无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与所有人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如此完满的利益和谐，以至于不再需要致力于实现共同利益的特殊形态了（因而也不再需要国家了）。
②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构想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在于，它认为，国家消亡、统治消亡的状态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过渡阶段之后、在“历史的终结之处”
才能实现，这个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
由于这二者都把自由看作统治的彻底消亡，因此，在实现这一理想的针锋相对的方式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一再出现激烈的争论与斗争。
与马克思关于符合其类本质的个人的“具体自由”
这一理想相比，自私成性的资产者的自由主义自由（这种自由通过“人与人的分离”
而在一个不受共同体影响的活动空间中得到实现①）以及公民的抽象的民主主义自由，看起来都是多余无益的。
这些自由形式（它们无疑不很完备）的贬值，很可能在今后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实践认识及其对英国政治生活的多年了解，使得其晚年著作特别是给德国同志（如奥古斯特·倍倍尔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书信——与早期著作相比——表现出了对民主主义机构更多的理解。
在1886年1月2023日致倍倍尔的信中，他写道：“你不应错过机会去亲眼看看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在德国的环境中生活，对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最优秀的人，都有一种精神压抑，弄得他的眼界很狭窄，这一点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应该至少有时到国外跑一跑。”
①1887年8月13日，恩格斯谈到英国时说“这里的空气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自由的空气”
②。
同时，恩格斯提醒倍倍尔，要赋予“社会主义科学”
以必不可少的自由，否则，它就“不能存在”
③。
毕竟，下面的提示听起来更具现实性，“一个大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一个小宗派那样严厉……”
如果党的领导妨碍《前进报》编辑部进行自由的讨论，那么“在国外这里给人造成何等奇怪的印象”
。
因为，在英国，“毫不客气地向党的最老的领导人追究党内责任（例如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向托利党政府追究责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④。
最后，恩格斯提到，地方的或地区的自治可能是未来宪法的本质特征“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
向我们证明，应当怎样“安排自治”
⑤。
这些表述证明，对“无产阶级专政”
的“政治形式”
，恩格斯的设想与马克思相比多多少少有些不同，而马克思仅仅把1871年的“巴黎公社”
宪法视为典范。
虽然对马克思来说，消除官僚主义和常备军显然也是未来宪法的重要组成，但他并不持有关于地方和地区广泛自治的观点，尤其是，他似乎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实施机构中没有看到什么“可以吸收继承的东西”
。
（二）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
（1）作为异化的不自由
对晚年马克思来说，目前我所阐发的只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广泛现象——异化——的特殊形式。
在政治“异化”
中，对具体的、感性的、现实的人（资产者）而言，国家是一种彼岸的、限制性的本质，他试图对这一本质尽可能地敬而远之。
相反，与国家完全一致的公民，就像这个国家——它使整个社会物质生活外在于自身——本身一样是“抽象”
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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