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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第二种观点是对
第一种观点的颠倒。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尽管它们相互矛盾。
这其实意味着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矛盾的。
这里面并不包含形式上的逻辑矛盾，因为“颠倒”
概念被仔细地定位以便可以分别确认每一“本质”
——无论是在独立时还是在相互作用时——的有效性。
资本没有强大到废止自然规律的地步，因此在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诸多事情都不能因劳动从属于价值增殖过程而得到根本的改变。
发生改变的是生产关系诸形式的社会有效性及这一过程具体方面与抽象方面的客观状况。
劳动与其客观的社会表现——或主体与客体——发生颠倒，于是社会形式本身变成自主性的了。
作为劳动异化的结果和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结果，生产性假定的客观性变成自主性的了，并作为劳动的“真理”
反映在劳动过程中。
与此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不过是资本对劳动起着主导作用，而劳动则沦为资本积累的一种资源。
这种实质上的矛盾意味着（无论哪一种）本质的确认导致了它在否认方式中的表象。
①因此，尽管资本的主体化显得好像高度依赖活劳动的活动似的，劳动的客体化与它被资本所征用——即它被假定为资本的一个要素——实则是一致的。
上面的论断准确地解释了为什么相同的生产力被“考虑了两次”
。
价值形式所固有的本体论颠倒意味着生产除了能获得其自身的世俗物质现实外，还获得了理想化的现实。
在一种描述下，它是劳动和机械的联合力量；在另一种同样有效的描述下，它是资本的生产性力量。
因此就出现了在诸如“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
②的说法中必要的模棱两可。
因此，如果生产的“原则”
是增殖，那么，“原则”
（principle）与什么是“有原则的”
（principled）之间的确切关系就令人困惑。
既然工人被资本所“拥有”
（possess），而物质劳动过程同时也就是价值增殖过程，那么同样的事情也就有了两个分析框架。
但这不仅是不同讨论方式的问题，也不仅是可替代现实的共存问题，而且还是规定性的问题，即一方以自身的目的影响另一方的问题。
资本决定生产组织而不是劳动的特征，自然资源和机器又限制了资本的这种发展。
尽管资本在这方面占据着霸权地位，①但是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却不可能被完善化，劳动总是“处于资本之中并进而反对资本”
。
这就是拿破仑尼把“生产力”
仅仅归于资本时所忽略的东西。
尽管生产过程确实在资本的控制之下，但对资本来说，问题在于资本需要劳动的力量。
事情并非是把工人贬低到纯粹生产工具的地位上，像机器，或者像意志被摧毁的动物那样。
事情其实是工人的意志被扭曲了，原本的目标被异化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到了生产者在生产工具的使用上运用理性的狡计（gofreason）。
但是，就劳动“真正从属于”
（马克思语）资本而言，理性的狡计转而反对从前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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