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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没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就没有法律规则，后者不过是既成利益关系和经济秩序的固化和确认；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没有法律规则就没有社会秩序，而政治观念和法律观念又是法律规则的基础。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陈旧的唯心主义观点……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
[49]
（3）如前所述，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力的首要性和决定性，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
他明确指出：“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发展起来，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生产条件改造成为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
这种改造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决定的。”
[56]对于资本主义之前的一切形式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的，或者说，主体的一定的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
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
[57]因此，“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都由于财富的发展，或者同样可以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了”
[58]。
例如，就“农奴制关系”
“自由的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行会关系”
和“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关系”
等构成封建共同体的各种封建关系而言，“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
。
[59]然而，安德森则指出：“对于欧洲封建主义大崩溃进行考察而得出的最重要结论之一，是与马克思主义者中被广泛接受的信念相反的：一种生产方式中的危机的特有‘形象’，不是有活力的（经济的）生产力胜利地冲破落后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迅速地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相反，生产力经常趋于停滞和退步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内，到它们自身在新的生产力能够创造出来之前必须激烈地变化和重组，并结合为一种全球性的新生产方式。”
[60]这就是说，封建主义的崩溃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停滞和退步的结果。
这样，不仅生产力的决定性或首要性命题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命题都成了问题。
[61]而在S.H.里格比看来，这两个命题不仅不适合于封建社会的崩溃，而且不适合于古代社会或奴隶社会的崩溃。
“马克思对从古代世界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分析，事实上构成一种对生产力决定论的批判。
因为，它对发展命题做出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即生产力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
他对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分析，同样提供了否定生产力决定论的证据，它暗含着对首要性命题的否定。
马克思论证，并不是生产力的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
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生产力的增长稍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62]这些质疑和批评同吉登斯的论点何其相似。
笔者以为，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审视和回应这些质疑和批评，而在于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阐释的重要思想，为什么一旦转入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语境时便遭遇如此的质疑和批评。
这无疑是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研究所无法（也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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