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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作为权利平等的交换者，资本家有延长工作日的权利，工人则有限制工作日的权利。
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
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
。
[72]这就是说，当法律所确认的两种平等的权利发生矛盾和冲突时，现实的经济“权力”
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力）和由此决定的产品分配权（力）就具有决定性作用。
由于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现实的权力对抗中工人总是处于守势和弱势；所以，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同资本家阶级进行坚决斗争，才能加强自身力量，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利。
马克思说：“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
[73]历史地看，工人从限制工作日中获得的各项权利，正是艰苦而持久的阶级斗争的结果。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74]。
当然，马克思还在多个角度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权利关系展开论述，这些论述不仅展示了人的关系的多样性和多面性，而且最终都关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从而都关联于资本主义市场分配和分配关系。
马克思说：“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75]正因为如此，“资本家自己叫喊着要求平等的竞争条件，即要求对劳动的剥削实行平等的限制”
[76]。
就是说，“它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所以，儿童劳动在一个工业部门受到法律限制，就成为儿童劳动在另一个工业部门受到限制的原因”
[77]。
在剥削即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方面，资本家阶级内部各个资本家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
并且，由于剥削关系是一种不平等关系，所以，确认资本剥削劳动的平等权利，同时就是确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权利的不平等。
此外，获得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和动机，工人是资本增殖的手段和工具，而资本家也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
就此而言，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在资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78]。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
[79]这里，一种平等权利的确认本身就包含着另一种不平等权利的确认，从而体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权利所具有的悖论性。
5.共产主义按需分配与人的权利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配原则。
[80]但马克思并没有从人的权利的角度，就按需分配原则所确认的是平等权利还是不平等权利的问题予以讨论；因为共产主义与法律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本身就有待讨论，而马克思关于政治国家消亡的设想自然关涉到法律关系和权利关系的存亡问题。
即便是对按劳分配与人的权利关系问题的讨论，也是为了回应拉萨尔的相关论述，并把资本主义的权利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权利观念作为参照。
在此，我们依循马克思的思路，就按需分配与人的权利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
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分配生活资料的依据或根据不再是人们所提供的劳动而是他们的实际需要。
无论是谁，他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资料，就能从社会取得什么样的生活资料；需要多少，就能取得多少；他取得生活资料的权利与其需要而不是与其所提供的劳动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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