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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按照后者，二者则是一种“包含”
与“被包含”
的关系，法律和政治结构作为部分被包含在作为整体的生产方式之内。
不仅如此，对生产方式概念的这一解读还使伍德陷入了赞成生产方式决定论与反对经济决定论的混乱境地。
伍德认为：“政治国家更多的是一种在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内部起作用的力量”
，政治国家“既是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一种表现，也是它的一种规定”
。
因此，“政治制度不能也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们只能与人们自己已经创造的生产方式相一致”
。
在一些人看来，“旧的过时的生产方式似乎才是神秘的社会司法结构的规定之一，而事实上，当下的社会司法结构依赖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
。
[21]在此，“依赖于”
“相一致”
“规定与被规定”
“表现与被表现”
等用语，都说明了生产方式决定着国家和法律，相反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与此同时，伍德又认为“经济决定论”
是对马克思“决定论”
思想的“简单化理解”
，因而是错误的。
因为，根据经济决定论，马克思“把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经济’方面）作为其他方面所依赖的决定性方面”
，这使得“马克思要么把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归结为经济生活，要么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视为经济的附带现象，抑或是完全由‘经济’原因所产生的一系列结果”
。
[22]在笔者看来，这仅仅是伍德（或其他人）对经济决定论的一种理解，这种经济决定论当然不同于生产方式决定论。
在马克思那里，由于最根本的经济生活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而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的本质性内容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由于生产方式即物质生产的方式，而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会对生产方式产生本质性作用。
所以，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决不是本质不同的两种东西，毋宁说它们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表现形式。
在此意义上，生产方式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并不是两种不同的决定论，而是同一种决定论的不同表现形式。
当然，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方式决定论，这里所说的经济和经济决定论，都迥异于伍德的理解。
因为，伍德把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解读成了“整体”
与“部分”
的关系，把经济生活看成是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一如他把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解读成了“整体”
与“部分”
的关系，把政治生活看成是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
伍德的观点虽颇具新意，却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生产方式概念被泛化成了“社会”
概念。
问题还在于，如何理解“正义”
概念？在伍德看来，“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从根本上讲，‘正义’（Gerechtigkeit）是一个司法上（juridical）或法律上（legalRechtlich）的概念，是一个与法律（lawRecht）和人们依照法律所享有的权利（rightsRechte）相联系的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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