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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以一定的收入为标准，对社会分层状况进行考察，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类比、计算和归纳，除了能够发现一些表面的现象特征和外部联系以外，它根本无法把握社会深处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
特别是，任何统计概念和数学模型都无法说明：富人何以能致富？穷人何以会致穷？富人之富与穷人之穷有无联系？有什么联系？尽管皮凯蒂讲：“对于那些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且生活拮据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接受资本的所有者——那些继承了至少一部分财富的人——能够占有这么多由他们的劳动创造的财富这一事实。”
[53]但是，这种分析逻辑在皮凯蒂那里既不鲜明也不坚定。
例如，他认为“超级经理人”
的崛起引发了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同时又把超级经理人的富有归因于每个社会都有的“社会规范”
，并认为“这些社会规范从何而来以及如何演变，这显然更多的是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和政治历史问题以及信仰和认知要研究的课题，而不单是经济学本身的问题”
。
[54]这样，皮凯蒂最终也没能讲清楚超级经理人的超高收入和超级富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仅遮蔽了富人致富和穷人致穷的社会根源，而且遮蔽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经济联系。
但在马克思那里，问题的答案既简单又明了：富人如资本家的收入来源于对工人的“剥削”
，资本家的富有与工人的贫穷构成一种因果关系。
这些超级经理人是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者，因而是资本职能的实际执行人。
而且，雇佣工人的贫穷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规定性，它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农民和奴隶的贫穷有着质的区别。
因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贫穷，是技术条件有限、生产力落后所致，而工人的贫穷则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条件进步所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越发展劳动者就越是贫穷。
同时，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贫穷与自己的劳动不构成因果关系，而工人的贫穷恰恰是自己的劳动所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的时间越长强度越大，他就越是贫穷。
最后，皮凯蒂虽然区分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并由此出发区分了不同的人，但是，由于对资本认识的浮泛，把资本等同于物，所以不仅混淆了不同性质的收入，而且混淆了不同性质的人。
他所说的富人，在马克思笔下既可能是资本家，也可能不是资本家；而他所说的穷人，在马克思笔下既可能是雇佣工人，也可能不是雇佣工人。
前者如作为富人，商人和餐馆老板是资本家，而医生、律师、大学教授和政府高官则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雇佣工人；[55]后者如作为穷人，农场工人和商店店员是工人，而家庭佣人、普通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则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资本家。
[56]在皮凯蒂那里，以他人劳动为基础的大私有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者，甚至普通住宅的拥有者，这些人充其量只具有一种“量”
的差异，很难看出他们之间的“质”
不同。
他虽然认同一部分劳动者“一无所有”
，但是，这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无所有却相去甚远，后者指的是物质生产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
马克思立足于生产领域、从“生产关系”
出发划分人，而皮凯蒂则立足于流通领域、从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出发划分人。
可以说，在对社会不平等的“量”
的微观分析方面，皮凯蒂是颇有成效的，但是，在对社会不平等的“质”
的宏观把握方面却难有马克思的理论深度和高度。
3.马克思的收入分配观
针对庸俗经济学的收入分配公式，马克思指出：“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从而，年产品中体现这个价值并且能够从总收益中取出和分离出来的部分，——分成三个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地产的所有者。
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或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
[57]可见，不同的收入形式，是对物质生产劳动者创造的总产品和总价值的分割和分配，因此，收入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分配关系，而分配关系的基础则是生产关系。
马克思说：“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
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
；“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
；“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
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
。
[58]就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言，它根植于物质生产过程，首先是物质生产关系，其次才是分配关系或收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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