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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皮凯蒂的观点与蒲鲁东何其相似！
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实，却无力看清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历史动因和社会根源。
从其理论主旨看，皮凯蒂表示，他“更热衷于讨论组建社会的最优方式，以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最合适的制度和政策”
。
此外，他“希望看到在法律框架下实现有效而高效的公平正义，法律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且是通过民主辩论而形成的大众都能理解的法规”
。
[113]这种以民主辩论为基础、以法律为框架、以消除社会不平等为目标的制度和政策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皮凯蒂认为：要管理21世纪的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最理想的政策和工具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
。
在他看来，资本累进税“是一种新的思路，是明确为21世纪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所设计的”
。
[114]作为一种“对全球财富的年度累进税”
，资本税可以规定：“最大的财富将被征收更重的税，并且所有形式的资产都将被包括在内：不动产、金融资产和商业资产——没有例外。”
与20世纪的收入累进税不同，资本累进税可以防止贫富差距无限拉大，“避免无休止的不平等的螺旋上升，并且能够控制令人担忧的全球资本集中”
，从而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的控制。
[115]全球资本税的优点和好处在于：它“既能保持经济的开放性，又能有效规范全球经济，并且公平地在国家之间以及一国之内分配利益”
；它“让财富置于民主监督之下，这对于有效监管银行体系和全球资本流动也是必要条件”
；它“有助于让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同时又可保持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竞争”
。
[116]历史地看，“累进税”
（包括“累进所得税”
和“累进遗产税”
）是20世纪财政和税收方面的重大创新。
特别是有证据表明，“对超高收入和巨大财产课以累进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自1914—1945的冲击后，财富集中程度从未达到‘美好年代’时期的水平。
相反，自1980年以来，美国和英国收入累进税的大幅下降（即便两国都曾经是‘二战’后累进税的引领者），也许能够解释超高水平收入的增加”
[117]。
第二，皮凯蒂进而提出一种设想，即“我们是否可以设计出某种政治体系，对如今的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进行公平和有效的制约？”
这种政治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设“社会国家”
（socialstate）。
简言之，就是要“加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推行全球累进资本税、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中的作用。
过去，“政府只能履行基本的‘王权’职能（警察、法庭、军队、外交以及一般管理等），而不能介入太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
与此不同，“政府在‘二战’后的几十年内形成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作用”
，近几十年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更是“发挥着空前大的作用”
，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越来越强。
[118]所谓的“社会国家”
，指的就是承担着更多经济社会职能的国家。
这些职能尽管因“过于复杂而难以让公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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