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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财税和转移支付体系”
则是其中的核心。
在目前情况下,皮凯蒂认为社会国家的规模急剧扩张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但若没有社会国家的作用,征收累进资本税这种“现代化财富再分配机制”
就难以想象。
[119]
第三,皮凯蒂认为:“如果只能在某些国家或针对某些机构实行资本税,那么效果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
,因为,富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把资本转移到国外,进入那些所谓的“避税天堂”
。
[120]因此,征收累进资本税,是一项“全球性”
的任务,“需要高水平的国际协作”
。
而困难也恰恰就在于此,“一项真正的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税无疑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
,因为,“这对早些时候社会就已达成妥协的民族国家而言很难实现”
。
有鉴于此,皮凯蒂又提出:“如果最理想的政策无法实现,那么可能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如果这样的理想化状态无法达到,那么不妨尝试地区性或在某个大洲实行资本税,尤其是在欧洲,这项政策可以从愿意实行的国家开始”
。
在此意义上,皮凯蒂相信“只有区域政治一体化可以实现对21世纪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的有效管理”
。
[121]但问题是,哪个大洲或哪些国家愿意实行呢?而且,这是一个主观上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吗?
第四,皮凯蒂认为:“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赌注都压到民主上——在欧洲,是欧洲范围的民主。”
这就是所谓“资本的民主控制”
问题。
为实现之,“未来数年最重要的事情”
,也是“21世纪的主要挑战之一”
,就是“在民族国家的平台上”
,发展“新的所有权形式”
,即“介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共享产权”
。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已经有很多领域,比如教育、医疗、文化和媒体,其主导的组织和所有权形式”
既不是“极端的纯粹私人资本(参照完全为股东所有的股份公司)”
,也不是“纯粹的公共资本(基于相似的自上而下逻辑,主权政府决定所有资产)”
,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的”
所有权形式。
[122]同时,“没有真正的会计和财务的透明度和信息共享,就不可能有经济民主”
。
各种“不同形式的、资本的民主控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相关个体获取经济信息的可能性”
。
因此,实现对资本的民主控制,还需要配合非常高度的“经济和金融透明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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