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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重要的不是有关个人收入和财富的透明度”
，而是“私人公司（还有政府机构）”
公布详细账目和会计信息，以便保证工人及其代表在参与企业投资决策时，对经济现实有足够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公司决策的意见”
，从而实现民主参与和民主干预。
[123]
虽然说皮凯蒂触及了所有制问题，对公有制的一些看法也难能可贵；但总体而言，他所提出的是一种收入分配关系层面的变革主张。
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即“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
，这是其明确的理论诉求。
他的一些政策建议——例如可能的资本累进税安排：“100万欧元以下的财富税率为0.1%或0.5%，100万到500万欧元之间为1%，500万到1000万欧元之间为2%，几千万或数十亿欧元的税率高达5%或10%。”
——尽管极为细致，但目标也仅限于“遏制全球财富不平等的无限扩大”
和防止继承财富基础上的“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回归”
，而不是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对这条改良路线的可行性和现实效力，连皮凯蒂自己都缺乏自信：“全球累进资本税……这类制度和政策的设立在相当大程度上需要密切的国际协作。
不幸的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实际回应（包括各国自身的回应）在实践中并不那么乐观。”
[124]
4.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并不一概否定国家和法律的作用，例如，“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
[125]。
同时，马克思也不会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而抽象地看待国家和法律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
。
对其历史动因，马克思认为：“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对工厂劳动强制地进行限制，正像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
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
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126]其实，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有哪一条法律是单纯通过民主辩论而来的呢？就是正常工作日的规定，也“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
[127]。
既然说生产关系是分配关系的基础，分配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收入不平等和分配问题就不能通过分配关系本身加以解决。
马克思指出：“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
[128]例如，“西斯蒙第……企图通过别的调节收入和资本、分配和生产之间的关系的办法来缓和矛盾，而不理解分配关系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生产关系”
[129]。
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话说，这是在“围绕着分配兜圈子”
[130]。
今天的皮凯蒂也是这样，不反思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分配关系的调整和变革上，似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从来就不需要追究的永恒真理。
而实际上，正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必然性；要消除之，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否则，就只能流于幻想和空想。
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指出：“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
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在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
[131]这里，前一种“暴力”
指的是经济危机，它以暴力的方式强制回复各种必要的比例关系；后一种“暴力”
则是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一革命的必然性就在于，面对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本质性关联的各种全局性和全球性问题，诸如经济危机、贫富分化、军事冲突、环境恶化等，人类假如不想灭亡的话，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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