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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普尔、拉卡托斯到库恩的科学哲学的发展，人们可以看出，这种“解释学意识”
变得越来越浓厚，人们第一次猛然感觉到：原来一直以为天经地义的铁一般可靠的自然科学真理，也并非“铁板一块”
，而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一样，都是“解释学真理”
。
可以看出，与“绝对意识”
相对照，“解释学意识”
是一种与之有着重大区别的哲学意识。
贯彻后者，前者的僵硬、狂妄和专断将被一种在历史之河中不断开放自己的“流动意识”
所消融和取代：“绝对”
所需的是人们去被动地予以“发现”
“确认”
和“膜拜”
；而“解释”
所需的则是人们的“创造”
和“参与”
，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意义的“生成”
。
如果把传统哲学的“绝对意识”
称为“根”
的意识，那么，“解释学意识”
就是一种“束状”
的发散性意识。
“解释学不断地从事于发掘隐而不显的种种上下文关系，以及没有加以对象化的（事实上是不可能对象化的）视野，因而解释学就成为古代怀疑论的有意义的继承者。
……每一种思想体系，在等待接受迟迟不开庭的普遍理性的审判团的审判之前，已经能够认识到它们本身都是建立在一系列根深蒂固的预先假设（十八世纪时称为‘成见’）基础之上的，这种或那种文化及思想体系都不可能证明这些思想体系是合理，而不掉进恶性循环的圈子，因为这些文化和思想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些‘成见’之上的。”
[17]既然所有的解释都是建立在“成见”
的基础上，那么那种自诩能超越一切“成见”
和“假设”
的“根的神话”
随之坍塌。
对于上述理论旨趣的重大变化，哈贝马斯说道：“在十九世纪出现了历史解释学，它们反映的是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新的时间经验和偶在经验。
随着历史意识的渗入，有限性维度相对于唯心论的那种偶像化和不确定的理性越来越具有说服力。
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对传统的基本概念加以解先验化的潮流。”
[18]用“解先验化”
来概括“解释学”
的理论旨趣，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
第三条道路：通过摧毁和解构一切深度模式，把公共性和普遍性的价值和尺度完全平面化，从而使一切基础主义的渴求和超越性的意向成为不可能。
人们常用“语言学转向”
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区别于古代和近代哲学的一个重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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