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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角色”
规定是难以互相替代的。
人作为“角色”
而进入交往网络社会中，相对于一定的交往关系，他只是一个角色定在。
这并不妨碍他进入其他角色，就像舞台游戏由不同角色组成，谁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其中的任何角色，但并不因此而改变角色功能一样。
这表明交往社会中的“定在”
与流变的统一。
在宏观结构中，随着交往实践类型日益丰富和分化，人们的多极主体性在个体与群体自我身上也多维地存在。
“角色丛结”
、“复主体”
表明主体性、人的社会存在的确是一切交往实践关系的交叉和总和。
此外，每一个体主体所处的交往关系的交叉点和总和状态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处在交往实践关系每个维端的主体才呈现多元性、多极性。
当然，“复主体”
或“复杂人”
的现实要求理论科学在界定人们的主体角色和身份时必须联系其所处的交往关系场。
交往关系场与主体角色相互规定、相互缠绕，由此派生出双向建构、双重整合的层次定位原理。
从序化结构的层次分化来看，从生存**往活动经过第二板块而扩展到第三板块，这是多维中的主要序列表达。
越是原始的社会，高层交往实践显得越不发达，交往实践越与生存**往活动相重合；反之，越是现代化的社会，交往实践层次越丰富，生存**往活动越成为早被满足且被控制的普遍前提，而人们越注重开拓和从事高层交往实践活动。
这是由人们的需要层次递升规律推动的历史趋势。
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依次递升，从而内在地推动人们交往实践类型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升迁。
当这一切在消费社会变得普遍化之后，人们又再次“寻根”
——对生命的交往重注新的热情，使所有已成的交往层次“平面化”
——这是反中心化的要求，以致使多重、多维交叉关系再生，从中获得“交往中的交往”
或“交往后的交往”
的神圣收获。
由此，交往关系越来越作为一个整体的交往社会才是可以理解的，而分析的和还原的却不可理解——既扯不断，理还乱，又无须扯清。
整体的、系统的思维要求对实体结构作整体的把握，正像大卫·格里芬所主张的那样。
[2]
2.交往实践：意义结构
交往实践不仅表现在实体层次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相互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客观实践的意义层面上的相互投射。
意义问题是当代哲学的主旨之一。
但自从弗雷格在《论含义与指称》一文中区分“含义”
与“指称”
以来，人们对意义的理解逐渐转向主体层面，认为意义作为人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它包括某物对人的意义、人自身存在的意义及人设定的意义。
人、主体成为意义依附的中心。
无论是语言分析哲学中的人工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还是解释学中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意义”
的“此在”
了悟以及伽达默尔对历史的文本意义的理解方式，都贯注了这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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