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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性，它也是一种“语言行为”
——这是当代语言哲学、文化哲学众口一词的说法，也是后现代哲学赖以立论的基点。
哈贝马斯就将“交往行动”
理解为“普遍语用学”
。
这是一种形式的关系。
语言支配行为，有时语言本身代替实际的行为而成为一种行为：“你给我打开这本书”
属于支配关系；“你今天干得不错”
属于表扬行为。
但是，从根源上说，语言是交往实践的衍生物，而不是相反，意义源首先是交往实践。
而意义，是交往实践对各极主体的客观指向性和利害得失，即作用性和效应性，它发生于交往实践过程中，是交往实践过程的一部分，因而首先是客观的而不同于主体对这种意义的理解、领悟和自觉意识。
在创造和使用第一把石斧、第一簇人工火焰和第一台蒸汽机的活动中，主体并没有“完全”
领悟和理解这些活动对于他自身、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具有的巨大的客观意义。
只有当这种活动所引起的后果经过漫长的因果链逐渐展现时，人们才渐渐地“懂得”
了它的意义。
反过来，人们一旦掌握意义的交往性，就会能动地主观地设定意义，建立符号化体系。
因此，在交往实践中，对每一极主体来说，意义的作用方向都是双向的：一方面，是交往实践对于主体的实际意义；另一方面，是主体设定、赋予行为过程以意义。
这是统一过程的两个意义作用流向，两者是不同的。
主体按照内在利益要求的驱动，发出指向他者的交往意义。
但是，由于这种指向受制于实践工具、条件和他者活动的条件，因此常常使交往的结果有悖于主体初衷，而带来另一种意义。
这就是意义的双向流动的不平衡性或不对称性。
进而，这种交往实践意义的不平衡性、不对称性是主体与交往实践相互分离、彼此异化的原因之一，它导致两者的矛盾和背离。
我们应当看到，基于自身的需要和利益，主体总希望将交往实践置于他的监控之下。
意义的交往性。
交往实践的意义是双向的，即它对各极主体都产生了意义，而且各极意义之间是相关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经常分析资本运动中的实践及其产品对于各极主体意义的相关性，劳动所引起的后果对劳动者来说，是引起他贫困的根源；而对于占有资本和劳动力的资本家来说，是财富积累的原因。
意义相反又彼此相关：彼此以对方的意义性作为本主体意义存在的条件。
交往实践对另一主体所引起的也是双向的意义：一方面，交往实践受另一主体所驱动，将这一主体设定的意义投向另一极。
它带着全部活动的符号系统，作为脱离主体的独立环节，游离于主体间的场中，成为意义的载体；而另一方面，另一主体给予它新的意义。
意义的流射在交往实践的互动叠加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意义结构，这一结构就是意义场或意义域。
任何意义结构都与一定的交往层次相对应，是交往实践关系场的转化形态。
任何行为的意义都存在于交往实践关系场中，都具有“场依存性（fielddepe）”
，由于这一意义共同体、意义场的规约作用而形成“这一个”
意义。
意义与意义之间的差异是由意义共同体、交往实践关系场的不同而形成的。
任何意义场、意义共同体的结构，是与实体结构同形的：
这是从各自孤立的意义行为转为共建一种结构，任何主体行为在场中被赋予“固定化”
的交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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