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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交往辩证法，形式是主体际的，内容和主题是客体论的，都属于存在论范畴。
近代认识论辩证法是主体辩证法，主旨被限定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及由此导出的感性、知性与理性三者关系之上，论旨所涉及的存在论即本体论仍作为思维论、认识论的底板，但已不是中心。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主题是关于“主体与客体”
的同一性关系问题。
绝对精神作为绝对的存在必须是历史的存在：它将自己一分为二（一方面建立为主体，另一方面建立为实体、客体），并在历史的漫长的相互作用中最终归一，达到澄明状态，历史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
与此相异，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互主体间交往才是消除“交往的异化”
、建立新的历史规范结构的最佳途径。
大卫·格里芬则以他的“整体论”
思维为后现代辩证法开辟了一条“建设性”
思路。
交往实践的辩证法包容了以往所有辩证法形态的积极成果。
在“主体—客体—主体”
框架中，客体辩证法、主体辩证法、“主体—客体”
辩证法以及“主体—主体”
辩证法都成为一个合理的环节。
交往实践观特别强调对“主体—客体”
辩证法与“主体—主体”
辩证法各自片面性的克服，以及把握两者的统一。
交往实践观是在统一中把握“主体—客体—主体”
辩证法的整体观的。
其中，它特别注重对于肯定—规范侧度和否定—批判侧度关系的把握。
在交往社会中，交往实践有两个对立的向度或侧度：一方面，作为历史规范结构的建构和维护，它具有肯定—规范侧度；另一方面，作为不断发展的动力，它又具有否定—批判侧度。
两种侧度都是交往实践整体运作的功能性方面，而不是某一成分。
当然，从功能分配的角度来看，肯定—规范侧度更多地倚重实体结构，倚重群体，倚重交往形式；而否定—批判侧度更多地倚重意义结构，倚重个体，倚重交往活动。
这里的倚重，决不是整体的辩证结构中某一些成分的叠加，而是整体运作的功能定位。
肯定—规范侧度之所以倚重实体结构、群体和交往形式，是因为实体结构是交往实践双向建构、双重组合的既成形态，而每一既成形态总是作为肯定方面存在的。
在多极主体中，肯定—规范侧度之所以倾向于群体，是因为群体以规范为建构的底板；而交往形式则是固定化的规范侧度，其间充满着规范意义和工具理性精神。
在现代社会中，规范侧度取得了占主导地位的胜利，社会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全球一体化，都具有规范体系和底板，并以此作为拴系、整合的基础。
在交往实践的辩证结构中，肯定—规范侧度的功能是重要的。
首先，它强调交往场的协调有序和基本稳定对历史规范结构的建构以及维护。
交往的规范化、有序化、稳定性，是社会关系体系、社会结构稳定的前提，也是建构的基本条件。
可以断言，新理性之所以能成为超越后现代哲学的积极精神，就在于它包含着肯定—规范侧度，并倚重其对交往社会规范结构的重建。
其次，肯定—规范侧度是自我社会化、建立和整合群主体形态的基础。
只有在规范化交往中，自我才能继承历史和当代的物质成果，凝塑起时代素质和品格，成为主体。
也只有在规范化交往中，群体主体即共同体才得以整合而成。
再次，肯定—规范侧度是交往实践及其关系场不断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条件。
无论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
和改造关系（工具理性），还是主体对于另一主体的交往关系，都是由这一侧度加以积淀、贮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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