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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活动是人根据所设定目的对客体的改变，因此在人的活动里，价值和目的结构相对于所改变的客体而言，并不是次要的。
相反，作为一种观念，作为可能结果的样式，目的先于结果自身而存在（作为活动结果而产生的客体的状态）。
在图纸上和计算之中的喷气式飞机的观念相对于每个按照这些计算和图纸制造的具体飞机而言都是首要的。
假如说在现代人的记忆中突然丧失了这个观念，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喷气式飞机都将消失，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早晚会坏掉。
但是，如果假定相反，所有的飞机突然因某种灾难而全部消失，但是在文化里还保留着关于飞机的观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研制方案，那么不用怀疑，还可以制造出飞机。
因此，相对于在活动中制造的东西而言，指向活动的观念根本不是次要的，而是首要的。
所以，当柏拉图和黑格尔说，观念的世界先于事物的世界，事物是观念的物化，他们所发展的绝不是愚蠢的思想。
针对人所造的所有人工自然环境（文明的非有机体）而言，这是合理的，这个环境只因有人的活动才能产生，而不是自然界自然进化的结果（自然界既没有造出轮子，也没有用晶体造出计算机来，没有人的理性参与，它们产生的可能性是极其小的，尽管它们的形成并不违反自然规律）。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然科学家A.A.波格丹诺夫是首批尝试研究一般系统论的人之一，他当时曾经发展了一个观念，即社会存在等同于社会意识。
列宁对这个观念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他坚持社会存在（被理解为社会的物质生活）决定社会意识的论题不可动摇。
我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重复这个论题，通过必修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体制，这个论题深入到大众意识当中，成为一种类似于神圣咒语的东西。
随着苏联社会的变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严格意识形态化的态度越是被动摇，相对于清楚地和无条件地区分社会生活的物质和精神领域及精神领域的次要地位，就产生了越多的问题和怀疑。
一方面，信息论、控制论和一般系统论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另一方面，文化符号学问题的强化研究，制造出新类型的模型、观念和概念手段，它们有助于揭示与合理地描述文化在人的活动中的程序设计功能。
现在逐渐地弄清楚了，文化中产生和传递的活动、行为和交往的程序在社会生活组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些程序不但在社会意识层次上发挥作用，而且也在社会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层次上发挥作用。
在文化中，总是有一些密码系统，它们支配人的行为，但不一定被人意识到。
对文化范畴的理解，对这些范畴进行定义的反思，已经是一种专门的哲学工作。
十分广泛地被理解的社会的精神生活及其表现的全部多样性毫无例外地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所有领域。
它决定社会生活中丰富多彩的文化再生产和改变，这类似于遗传密码及其突变决定生物的结构及其组织的改变。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把它看作是简单的商品生产、金钱变成资本和雇佣工人和资本家阶层产生的结果。
这只是过程的一个方面。
韦伯在自己“资本主义精神”
的形成的观念里企图揭示这一过程的另外一个方面，特别是该过程与新教伦理的联系。
如果延续这条线索，那么这里说的应该是对文化中发生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转变的分析，当时形成了许多新的世界观观念，比如关于人和自然界，关于人的活动及其与上帝的关系，关于理性和感性，关于劳动和财富等。
在研究社会进程时考虑文化的程序功能，这个立场根本没有损害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化的客体以及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念。
如同考虑遗传密码在有机体发展中的程序功能并没有损害生物研究的客观性一样。
历史地发展着的复杂客体，比如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把以前进化的主要特征（适应环境的经验）积累在特殊的信息结构组织里（信息密码和社会密码），这些信息结构组织调节系统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
从今天的知识水平看，如果不把表现生物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所特有的遗传类型的那些信息结构组织包含在这种系统的结构和发展的图景里，那么这个图景原则上说是不完整的。
波格丹诺夫建议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现代化，拒绝严格贯彻社会意识居次要地位的原则，看来，这时他接近了对复杂组织系统的这些特点的理解。
他正确地假定，这种现代化与马克思所坚持的对社会过程描述的客观性的理想并不矛盾。
列宁对波格丹诺夫经验一元论的批判首先是由党内“清算”
和确立党的一致意见的渴望导致的。
实际上，列宁用这个意识形态化的批判终止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在新科学成就基础上改变和补充的可能性。
至于说这个观念的创立者自身，那么显然，指责他没有考虑他死后出现的那些科学成就，这是没有道理的。
每个理论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其中都留下了一定局限性的烙印。
重要的是要看其中合理的和建设性的方面，它们可以解释和预测一定范围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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