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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开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意义的观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念，即历史过程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
这里又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技术文化主导因素之间的深刻联系。
社会形态的观念实质上一开始就指向受技术文明形成及其发展和前史的范围限制的历史资源。
我认为，这种情况可以解释此后在对比这个观念与更广泛的历史资源时所遇到的困境。
比如，历史学家们不止一次地指出，奴隶制生产方式以及奴隶制社会状态的标志（可以把这些标志看作是奴隶制社会形态）只能在地中海地区找到，主要是在古希腊和罗马世界（未来的近代欧洲文化传统就源于此，这个文化传统塑造了技术社会的基本价值）。
至于说到其他地区（印度、中国、日本和斯拉夫世界等），那么在这里，从原始公社向文明社会的过渡与奴隶制社会形态及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出现无关。
在这些传统社会里只能遇到奴隶制的某些因素（家奴），这些因素与封建依赖性因素交织在一起，而且经常与这一社会形态的主导依赖形态交织在一起，这种依赖性与作为一位综合封建主的国家官僚有关。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当马克思分析东方传统社会的历史时，他注意到一个特殊类型的生产关系，并把这些关系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
但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成熟的形态观念的普遍性问题。
可以在形式上摆脱困境，出路就是尝试在考虑到这个生产方式在不同地区表现出来的特征的情况下，将其还原为前资本主义形态，比如还原到封建社会。
其实，许多保卫经典形态论观念不可动摇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就走了这条路。
在这套论述里假定了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因为暗中又假定了任何传统社会的自我发展都可能将其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
然而，这个结论恰好引起许多怀疑。
历史的实际道路是，向资本主义过渡标志着技术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这个过渡是与传统社会进化的特殊路径相关的。
马克思从多方面的历史过程中区分出这条路径，并且用形态更替的术语来描绘它。
同时，由于提出的任务是研究历史运动的逻辑，主要注意力就放在了由一个历史形式向另一个过渡的规律性上。
这些形式按序排成一列，前面的每一个形式都被看作是向更高形式过渡的层次。
马克思从全世界历史众多线路里区分出一条线路，并将其确定为人类进步的主要方向，这就给自己的后继者和对手留下一个问题，这条被区分出来的线路和与之并存的那些线路之间关系如何。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形态论立场是不够的；必须用对文明发展类型之间相互关系以及从一个类型向另一个类型的过渡进行分析来补充这个立场。
可以推测，传统社会进化有几个方向。
马克思只区分出其中的两个：一个方向在欧洲地区实现了，另一个与东方传统社会的发展相关（亚细亚生产方式）。
只有第一条线路能够导致技术文明，可以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术语来描述。
至于说到第二条线路，在这里，仅仅依靠内部动力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可能性是很成疑问的，传统社会文化深处基本要素表中所包含的社会再生产机制是技术社会所特有的新的价值类型和新的活动种类形成之路上难以克服的障碍。
只要东方传统社会尚未遇到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及其在技术发展道路上取得的成就，如果它们只与其他传统社会相互作用，那么它们就仍然停留在旧的、历史上原始的文明发展类型之中。
实现向新类型过渡只能在来自已经产生的技术文明的外部压力作用下，通过将技术文明成就移植到传统土壤之上，通过现代化，甚至是通过破坏传统文化的途径。
在马克思的遗产中，除了五种基本形态的观念之外，还能找到另外一种对人类历史阶段更全面的经典分类。
他区分出：第一，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第二，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第三，作为未来人类发展的假定的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通常把这个分类看作是对形态理论的概括性的独特草图，该草图在五个相继更替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观念中获得具体化。
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自身也为这种解释提供了依据。
他把上述社会进步的阶段描述为原生的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次生的形态（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形态。
不过我觉得，今天可以按照另外的方式解释马克思描绘人类历史三大阶段的尝试。
尽管这个尝试在形式上并不完全合理，但是其中也指明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实质上已经超出形态论范围，需要对文明发展类型进行研究。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原生形态可以解释为传统文明的出现，次生形态可以解释为技术文明的历史。
但是，技术文明并不立即取消传统社会，而是与它们共存并改变它们。
那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可以重新理解为一个预测，即文明发展的第三个，实质上是全新的阶段。
但是，毕竟不能认为这些思想在马克思的遗产里获得了充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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