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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思维和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33]与群体自恋相对立。
诉诸远古的意识水平、促进“多重真理”
的反科学理念的许多当代艺术、宗教和哲学流派，采取了相反的立场。
在这场为了人类智慧的伟大战斗中，进化的马克思主义负有在最重要的方向——历史方向上捍卫科学思维的使命。
正在得到解放的个性与抵制这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远古心理冲动之间的斗争，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俄国历史时期的深刻内容：原始集体主义的残余在与改革相对立。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也把自己在俄国能站稳脚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里正在讨论的心理现象（我这一代人过去某个时候曾跟在诗人后面重复“个人等于零”
），对改革前生活的怀念则有时相应地表现为一种神经官能症。
对于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
都使改革变得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的认识，在这些条件下，只能起社会治疗的作用（与心理分析方法对神经官能症的治疗的相似性是一目了然的）。
否定过渡时期是典型的乌托邦思维，很长时间以来，它一直是我们社会的特点。
按照某种定义，乌托邦思维的特点可以确定为：它认为某种在质上全新的东西可以突然地、未经以往的发展作准备而产生。
[34]本质上，这是古代对奇迹的信仰的残余。
对于进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漫长的过渡时期是个人加入到生产方式定义的直接结果。
按照“形态”
的思想，市民社会只有在私有财产已经冲垮集体精神的堡垒，赋予生命一种自由民主的个性，并最终在俄国确立起一种新的（三要素，包括个人）生产方式后才可能出现，因为“民主不是存在于法律中，而是存在于人民中”
。
企图跳过私有财产阶段，从原始的俄国集体主义直接迈向社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著名格言“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
[35]。
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一种把历史看作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形态）的有序序列的观念，这些制度中的每一个都拥有自己特有的形成这种制度的生产方式。
这种观念排除了计划（国家）经济和市场经济以任何比例共存的可能，而这种共存是在各种政治纲领中被经常提到的。
在过渡时期的最后，在经济生活的相互竞争的形式中只有一种形式获得对制度起决定作用的性质，其他的形式则退居边缘，变成一种制度外的因素（例如，社会主义之下的“集体农庄市场”
就是如此）。
计划经济取代了新经济政策，与其说是由于党内某些团体的邪恶意志，不如说是由于“市场社会主义”
中内在冲突的发展。
[36]“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俄国”
可以或者变成社会主义或者变成资本主义；当代中国正在谈论的“社会主义市场”
，只是一种过渡形式。
四、进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
如前所述，我已假定在进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的世界历史经验同样适用于俄国。
但有时正是因为从“俄国特点”
出发，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的否定态度，把它当作来自西方的在我们广袤无垠的空间中不应该有它的位置的“幽灵”
。
关于俄国独特性的争论与“形态”
中所涉及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每种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公社类型：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
斯拉夫公社也被提到[37]，马克思将其看作是东方公社的一种变形。
[38]在公社阶段的差异必定影响了俄国的独特历史道路。
但是这种差异有多大？对这个问题的可能回答包含了广阔的领域：从产生于斯拉夫公社的“特殊的斯拉夫生产方式”
的概念，到把俄国的历史归类到（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相邻国家的规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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