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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民族独特性（“按照定义”
它是任何民族都固有的）和普遍的历史规律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看起来，只有一个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对民族的历史与足够广阔地区的历史进行比较。
在通过这种方式发现了具有普遍性的“稳定的历史内核”
后，才可能揭示超出内核范围的不再重复的只有一个民族的历史才独有的东西——真正的民族特性。
与此相反，一些学者实际上却试图通过内省，通过仅仅从俄国历史出发并拒绝与任何其他文化对话来发现俄国独特性的蛛丝马迹，殊不知，离开了与其他文化的对话，真正的自我认识就是不可能的（В.Б.帕斯图霍夫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9]）。
但是，毕竟，每个种群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只提独特性的程度。
我试图确定俄国有多么独特时，将要考虑不是一个社会有机体而是一套社会组织的信息转轨，并且还要考虑宗教的特殊地缘性（然而，它是从分析的抽象理论水平迈向具体历史水平，从我们称之为形态的理想的社会组织到已经现实存在的文明和社会的另一步）。
一种社会形态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达到最大限度的保守。
不仅权力结构和“建立在得到高度发展的社会机构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制度的抵抗力”
反对革新[40]，而且在这一社会中形成的“社会性格”
（一个由弗洛姆引入的概念）也反对革新。
最后阶段是一个进化的死亡终端。
只有一个新的社会才能够在不丧失其成就的同时继续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为此，它必须吸收历史前辈的智慧（借鉴它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同时避免它们的衰老的疾病（主要是专制国家的权力[41]）。
在欧洲—地中海地区，历史通过各个社会机体相互间文化继承的特殊机制完成了这个任务。
[42]
在旧文明中心的边缘会出现一个各种文化产生影响的领域——一个新社会对本土因素和从本土以外借用来的因素加以综合的接触带。
如果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达到某种最佳效果[43]，那么新社会就可能变成世界历史过程的一个领导者并第一个进行制度间的转轨。
在接到文化的“接力棒”
并用其自己的成就丰富了它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领导完成了其发展的最后阶段并且把接力棒交给别人。
这种“进步的接力赛”
的方向总体上是由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决定的[44]：从大河流域最古老的文明经过克里特岛、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到法国北部、荷兰和不列颠。
接力赛计划的转轨时期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有一个复杂的结构：革命、战争和外国的入侵在新旧制度的要素和平共存时期交替发生着。
综合的过程的特点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复杂的辩证法，这个过程又分解为一系列阶段。
[45]生产力的毁灭和重建，人口和精神文化成就的湮没，统治精英的更替，有时会长时间地减缓历史的进程（多利安人在征服迈锡尼希腊以及日耳曼部落定居于罗马帝国的领土之后的没有书面语言的“黑暗时代”
）。
过渡时期的一个典型开端，是对革命之前18世纪法国形成的寄生制度进行改革的尝试，这个过渡时期的终结，是按照马克思的名言“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的新生的资本主义的出现。
过渡时期的血腥混乱划分出了文明的一个个“生命周期”
：克里特岛—迈锡尼文明、古代文明、封建文明，以及“在列宁看来”
终结于“作为其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
、世界战争、革命和殖民帝国的瓦解的古典资本主义文明。
进步的接力棒绕过了俄国，但是处于历史边缘的还有其他欧洲国家，包括那些现在在当代经济的“等级表”
中占据了高位的国家（德国和意大利）。
与它们一道，俄国后来被拖进了另一个历史洪流：在英格兰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之后，开始了社会生活新形式向欧洲西部和南部的持续推进。
与进步的接力棒不同，这个过程不会导向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发生的只是在历史业已获得的东西的范围内文化潜能的平等化。
新事物不是与旧事物相伴而生，而是取代了旧事物的位置。
在追赶型的国家，改造的主要形式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
在变化的基础尚未被内在的发展所准备好的情况下，将要实施的变化在外在因素的压力下首先只有通过国家自身才能够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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