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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家绝不会致力于深刻的改造。
相反，自上而下改革的目标是巩固现存的各种秩序。
因此，这些国家中的改革充满了内在冲突，改革的结果经常与改革者的初衷不符，而改革者的个人品质则与他们的活动的客观结果不相吻合。
来自国外的新思潮首先被社会和思想的上层所掌握，而下层仍为旧的东西所支配。
波克尔（H.Buckle）针对当时的德国写道：“被法国智慧突然激活的德国智慧，发展得极不正确，所做的事超过了国家普遍文明的要求。
结果是：在欧洲我们发现没有一个民族在最高的和最低的思维能力之间存在如此宽阔的鸿沟。
德国的哲学家拥有……一种思想的高度，这种高度使他们扮演着文明世界领袖的角色。
德国的人民……实际上更为无知，较之于法国或者英格兰等的居民，更不适合指导他们自己。”
[46]我们实在不能继续引用19世纪中叶最具现实意义的这本著作的话了。
我们面前有目击者对经历了这一最显著分裂的德国社会的描述材料，阿谢泽尔[47]、В.Б.帕斯图霍夫，以及许多其他人将这种分裂不仅看作是俄国历史非常重要的（的确如此）特征，而且看作是俄国历史的决定了其特殊性的标志性特征。
从彼得大帝的改革开始，俄国的历史就是在追赶型欧洲国家过渡时期的普遍模式中形成的。
[49]不仅如此，当前克服苏联社会主义最后阶段的尝试也遵循着迄今以来的同样模式。
我们再一次试图把我们的船停靠在同一个港口，在这个港口，我们看见帝俄的船沉没在1917年2～3月风暴的巨浪中。
[50]总之，俄国按照欧洲的模式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再次提醒大家，其中也包括一种新型个人的形成）已经有两个世纪了。
但是，也许俄罗斯道路的特殊性应该在一种与欧洲相比更为清楚地表现出来的生命周期的和把这些周期分割开来的混乱年代的彻底性中去寻找。
然而，相似的彻底性在亚洲的历史中甚至可以更为清晰地追寻到。
[51]按照接力赛计划，文化中心的相互取代不是亚洲的特点：符合这个地区特定的地理特征，每种新的周期在这里大致在与先前同样的地区展开。
同时，进步是最小限度的：保守和进步因素的结合过分地偏向于前者。
体现这种“在原地跑步”
的亚细亚模式的“经典案例”
是中国的历史。
在自己存在的三千五百年中，中国人已经经历了许多生命周期和巨大的无序，在损失上超过了俄国历史上我们所知的一切。
为人所熟知的历史螺旋式发展的轨迹，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压扁了的”
，几乎合并为一个平面的圆周。
[52]因其不寻常的韧性而引人注目的亚细亚专制的“上层建筑”
，在每次剧变后不断再现自己，使经济服从自己，它把历史发展扭曲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在国家日益加厚的铠甲之下，人们根本不可能发现清楚地表现出来的社会形态（因此，人们不得不引进诸如“亚细亚封建主义”
这样的补充词汇）。
因此，被内在殖民化所充斥的巨大的欧亚空间，国家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在质上不同于‘古典的’西方或东方样式”
[54]的集体和个人原则的相互交织，“教派分裂”
，尤其是在无数作者在有关这些主题的著作的观点中所表现的那些使得俄国明显不同于世界其余部分的许多特征，事实上使得俄国不受应用于整个大陆的历史规律所支配。
这些历史规律如何在将来表现自己？动态发展着的业已掌握了通过进化手段而不是革命剧变来限制官僚国家专制权力艺术的西方民主，显然距离经济社会形态的结束阶段还很遥远。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了个人的“真正”
需要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形成，这些需要把个人推向人类精神发展的整个历史所决定的方向。
同时，西方社会中流行的以获取物质上的成功为宗旨的社会性格，个人主义的极端表现，以及其他的“资本主义天生缺点”
，可以成为通向这些社会保持“永远”
领先地位之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
于是，进步的接力赛可以继续，而新的领袖将会是一个在经历了一个私有财产学校并掌握了西方成就之后用集体主义世界观丰富它们的社会，就像野蛮部落在欧洲历史上曾经两次所做的那样[55]，也就像现在的日本可能正在做的那样。
特别是俄罗斯也可能觊觎领导角色，如果它能够在就历史的尺度而言较短的时间内克服当前的社会形态过渡期的混乱，并把那些固守苏联社会性格的人赶到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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