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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抗性矛盾仅仅是社会革命的原因，但不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框架内的政变的原因，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末指出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内在地属于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但这不能被用来证明这种矛盾只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与人类历史相伴随，但是在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前资本主义阶段，它不具有那种将导致整个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的对抗性。
它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确定无疑地昭示出历史进步的进化性。
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以往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这种形式的基础。”
[16]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众多论述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奠基人仅仅把那种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取代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革命，视为社会革命。
在这样的背景下，导致经济的社会形态内部一个个生产方式更替的那些革命性变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属于政治革命。
后来广为流行的对准确区分“政治革命”
和“社会革命”
的忽视，在我们看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注意力首先集中于在他们毕生的创作中被理解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革命有关。
这种情况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大地夸大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意义。
但是，这样的解释必须以回答与马克思主义社会进步分期理论有关的两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为前提。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革命与作为历史时期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起点的关系问题。
只要认为由经济的社会形态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是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那么，提出曾经存在过另外一场社会革命，一场充当了经济的社会形态得以形成的中介并成为由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转变的手段的革命，就是合乎逻辑的。
与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所作的说明相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由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转变问题给予的关注要少得多。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充分运用自己的理论术语系统对作为社会革命的向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转变加以考察。
他们认为，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是用以组织社会生活的母权制形式被破坏，特别是村社结构被克服，社会转变为以这样那样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系统。
第二个问题与社会革命带来的变革的彻底性以及革命本身的过程有关。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17]但在这里马克思还指出，革命的结果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18]。
因此，社会革命的时代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导致了新社会形态的产生的那些变化的时期，而社会革命本身，与政治革命不同，是一个其起止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相对地加以确定的过程。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革命的时代从基础性的经济联系产生变化开始，一直持续到以往的经济形态所特有的生产关系被克服，不再存在，而新的社会形态不再具有充分的自我调节性为止。
这样一来，通过划分出三种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两个整体性变化评定为社会革命。
按照马克思的方法，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不同，它所说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内部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
政治革命产生于新的经济关系与僵死的政治结构之间的矛盾，它们是在完成把社会从已经丧失生命力的组织形式中解放出来的任务。
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是他的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关于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的更迭的学说，它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理论在方法论上，就整体而言已经相当完善了。
三、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
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内在的结构，但它自身还是包含着不可克服的作为理论本身的理论和作为变革现实的手段的理论之间的内在矛盾。
一方面，这一理论是对各种历史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过程的科学记录，另一方面，它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对它而言，无产阶级的事业和建设共产主义的愿望高于一切。
在前一种情况中有着科学眼光高于意识形态的前提，在后一种情况中则包含着意识形态高于客观知识的条件。
以上情况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当20世纪开始时，马克思主义作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左”
翼的意识形态，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流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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