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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大多数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者，不能深刻掌握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社会学说的进化性实质，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它的革命性的形式上了。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被揭示出来的历史规律与追求政治目标的愿望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从列宁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沿着用新的、以应有的形式认真研究过了的实践材料使理论得以丰富的道路发展，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众多的“行动指南”
，并用它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新的事实。
为此，不仅学说本身的内在严整性常常受到损害，而且更为危险的是常常牺牲了所使用的论据的可信性。
为了使历史变为一个个易于单独分析的时期，列宁在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论译为俄文时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失误，其结果是造就了“社会经济形态”
这一不合理的概念。
这个概念把前阶级社会与古代的、封建的社会，把资本主义制度与未来的社会，混为一谈。
这一术语的使用把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想从马克思主义中一笔勾销，这就是马克思关于两个社会发展过程的思想：第一个过程是三种社会形态的相继更替，第二个过程是经济时代内部生产方式的更迭。
为了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以及无产阶级在它所处历史时期的作用，列宁把政治革命这一概念变成一个用来标志工人阶级把权力夺到自己手中这种半军事政变的术语。
这样一来，政治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一个方面。
按照这样的说法，不仅共产主义革命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而且，举例来说，资产阶级革命同样属于社会革命，因为它也有自己的“社会方面”
和“政治方面”
。
其结果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理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原则性区别，被取消了。
从列宁开始的对一切革命性变革的整齐划一由斯大林完成了。
斯大林提出，任何革命都是一定社会，例如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极端对立的阶级的冲突。
在总结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时，斯大林得出结论说，可以把“社会经济”
形态分为五个，即原始公社的、奴隶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
1938年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斯大林写道：“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19]关于作为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这本书什么话都没有说。
由于斯大林的决定性干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学说”
彻底放弃了对成为活生生的、发展着的学说的追求，固定为一些易于掌握的无限地远离生活现实的提法的汇集。
但是，我们认为，尽管在20世纪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潜力并未耗尽。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把文明史分为三个大的时期这样一种方法论，以及他们在评价社会变化时的进化论态度，至今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虽然它们能够切实地促进对各种新社会现象的理解。
因此，今天人们只能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巨大的潜力但这些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实现而感到遗憾。
四、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后工业社会理论
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进步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没有被在20世纪继续成功地发展了早先导致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的那些传统中的许多内容的西方思想所重视。
这种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还不仅如此，把“马克思主义者”
与不论是真正的马克思的理论，还是与当今世界的各种现象，分割开来的鸿沟越大，人们也可以在西方社会学思想中发现某些为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东西。
完全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使社会制度得到完善的某些方法是由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来的，获得巨大成就的是那些使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得到补充的知识领域。
但是我们想要集中力量关注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新的理论开始在西方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一理论的许多基本原理表现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似之处，有时甚至是罕见的相似。
这里所说的，是后工业社会理论。
后工业社会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在西方社会开始形成技术统治和社会思维的新范式。
就事情的实质而言，正是在这一时期，技术的成就首次导致了社会生活的现实变化，它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唤起了新的群众性的需要并同时提供了使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手段。
与此同时，这些现象要求拒绝进一步发展那种千篇一律的生产和消费，使人的个体性的表现大大地多样化，使劳动力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造成了劳动力由物质生产领域向服务业和信息业转移。
所有这些变化必然要在社会学理论中得到反映。
后工业社会理论是作为对现存社会中的某些变化加以预言的思想体系而出现的，它迅速获得了所需要的方法论支持，变成一种描述人类历史道路的综合性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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