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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社会理论是众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学的思想相互作用与发展的结果。
对它产生了直接影响的理论先驱,有建立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新历史学派著作基础上的所谓社会生产三产业模式——这种模式把整个国民经济严格地划分为第一产业(采掘业)、第二产业(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有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得到深入研究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些阶段的划分常常与人类文明本身的发展阶段相一致;还有20世纪60年代在技术统治论者中极为普遍的“统一的工业社会”
学说,以及积极的、消极的趋同论,这些趋同论可以使人们从相对一致的立场出发考察在当时相互对立的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
后工业社会理论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是把全部社会生产分为三个产业,即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并认为与第一和第二产业相比,不论是在发达国家总劳动力的分配中,还是在整个国民产品的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都将增加。
这些方法论原则,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形成于美国经济学家K.克拉克的《1960年的经济》以及法国社会学家J.富拉斯蒂耶基于发展T.凡勃伦的主要思想而写成的《20世纪的伟大希望》等著作中。
富拉斯蒂耶指出,在未来的经济中,大部分就业人员将集中在服务业和信息业中,人将投身于比直接的生产活动更完美的职业中,技术的统治地位将得到确立,国家将开始对经济实行实际的控制,生产资料不再是阶级斗争的目标。
富拉斯蒂耶在许多方面都走在了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主义经典作家的前面。
用专业术语对即将到来的时代所作的说明,是由未来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借用的,大多数后工业主义历史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后工业社会”
这一术语是由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派别之一的代表A.宾基于1917年提出的。
应该指出的是,宾基本人并不支持这种意见。
宾基认为最早使用了这一术语的是A.库马拉斯瓦米(A.y),他写了关于亚洲国家前工业发展问题的多种著作。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后工业社会”
这一术语的创造者在把它引入学术界时,并没有想要赋予它大家在今天所习惯于认为的那种含义,相反,他们所理解的后工业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与自主的、部分甚至是半手工业方式的生产有关的原则得到再生,工业系统的某些矛盾被克服。
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在的后工业主义理论家们虽然正在给这一术语注入完全不同的含义,但已经使它成为自己理论学说的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从根本上讲就具有某种拒斥和否定的色彩。
他们与其说是在确定新的社会结构,不如说是在把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与以往的历史时代相对照。
对于评价现代社会状况的各种方法所作的综合,开始了现在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后工业社会理论。
这种综合是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在它即将开始时,一方面,把发达社会当作工业秩序的体现这种看法已经彻底形成(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R.阿隆就确信“欧洲并不是由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苏联世界和西方世界——所构成,而是一个统一的现实,即工业文明”
);另一方面,后工业主义这一概念也问世了(正是在这一时期,D.里斯曼把这一术语引入了自己著名论文的标题之中)。
必须指出,把新的社会结构作为后工业社会来考察,是这一时期极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派别代表人物的著作的普遍做法,从保守分子W.罗斯托和温和的自由主义者K.托米纳克,到持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的A.图兰以及捷克马克思主义者R.里希塔,莫不如此。
1959年,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在萨尔茨堡(奥地利)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首次在当前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意义上使用了后工业社会概念,即用它来标志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由于社会日益工艺化,工业产业不再起主导作用,科学成为主要的生产力。
这一社会的发展潜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所支配的信息与知识的规模。
1973年,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问世,它引起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极大兴趣,并使未来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社会学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有许许多多用于思考人类所处的历史分界线的著作问世。
现代社会可以也应该正是被作为后工业社会来看待,这一观点随着对后工业理论框架中所提供的文明发展逻辑的分析而得到巩固。
在后工业理论的拥护者看来,历史严格地表现为三个大的时期,他们构成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这样的三段式。
对社会进步的这种分期以某些标准为基础,至于后工业社会,它和前工业社会以及工业社会的不同在于如下三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第一,基本的生产资源不同(后工业社会是信息,工业社会是能量,前工业社会则以原料为生产的首要条件)。
第二,生产活动的类型不同(在后工业社会中,它被认为是持续的加工,这与它之前两个历史阶段的制造活动和采掘活动有着重大的不同)。
第三,基本工艺的性质不同(在后工业社会中是科学密集型的,在工业时代是资本密集型的,在前工业时期是劳动密集型的)。
正是以上情况,使人们形成了三个社会理论。
按照这一理论,前工业社会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工业社会的基础是人与被他改造过了的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后工业社会的基础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后工业理论的拥护者没有对单个的社会类型给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指明它们的历史分界。
不仅如此,他们一贯强调由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的过渡具有进化的性质,强调社会进化的这三个阶段的继承性。
正因为如此,由一种社会状况向另一种社会状况的过渡不可能具有革命的性质,也不可能有明确的历史分界。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和后工业社会学说,是在历史分期和对社会进步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方面十分接近的理论,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可以充当关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种种变化方向及历史意义的理论的基础。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可以明确地并且不违背客观实际地断言,作为一种实践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后继者手中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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