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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提出与使用就是证明。
但是斯焦宾在这个方面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他在对技术文明的阐述中运用生物遗传学的方法对唯物史观的分析。
斯焦宾提出，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很正确的。
但是在今天看来，两种理论都表现出了历史的局限性。
达尔文主义正确地强调了自然环境对生物特性的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但是现代遗传学证明，物种的特性及其发展的基础是基因，是基因及其变化决定着生物的特性和这些特性的变化，从而决定了物种的进化。
斯焦宾说，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与此相似，它的基因就是文化。
文化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文化的继承决定着社会的稳定，文化的进步决定着社会的发展。
他指出，正是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基因作用，唯物史观没有涉及，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不足。
[3]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研究制订的关于社会发展机制的公式整个都是无可挑剔的，无须任何补充，尤其是不需要重新审视。
这一公式的重要弱点之一是，它没有阐明作为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经验（人类生命活动的超生物学程序）的传递方式的文化的功能，没有阐明文化在社会生活的组织、改变以及各种社会形式的产生中的作用。
[4]
应该承认，斯焦宾是对的，而他对文化基因的研究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家解放思想创造性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的宝贵成果。
三
进入新世纪以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进入了新的时期。
随着新旧世纪的交替，普京取代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总统，社会生活发生了显著的、举世公认的变化。
这一变化被许多人认为是普京开历史倒车，倒退回斯大林时代的证明。
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普京在就任总统的前夕，1999年12月30日，发表文章指出：
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公式和模式照搬到我国是无法进行不付出太大代价的、真正顺利的改革的。
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
我们在这方面不是很顺利，只是在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模式。
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5]
这番话清楚地表明，普京的确否定了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的全盘西化政策，更多地考虑俄罗斯的特点，但其中丝毫没有出自意识形态的考虑。
他追求的是俄罗斯的光明、强盛，奉行的原则是一切从俄国实际出发。
普京绝不是要回到斯大林时代，只是因为斯大林时期俄罗斯的强盛让他难以忘怀，从俄罗斯的实际出发使他制定的政策表现出某些与斯大林的做法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
这番话同样告诉我们，普京奉行的是实用主义，他不要任何既有理论的指导。
这是进入新世纪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一时期，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一步边缘化，相关论著越来越少，1998年那样的讨论会再也没有举行过。
当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消沉，他们仍在努力。
他们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仍在坚持原有的观点，相当正统，但有些保守僵化。
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毫不气馁，绝不放弃，例如Д.В.赵哈则和Р.И.科索拉波夫。
但是客观地讲，他们的学术成果数量不多，而且质量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可，几乎等于自说自话，没有什么社会影响。
第二类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现代西方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思想理论以及俄罗斯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努力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B.Л.伊诺泽姆采夫和A.B.布茨加林。
这是一些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人，成果众多，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但问题是他们的成果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不多，甚至这些成果是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俄罗斯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
第三类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深度解读，分析批判，力图在这些“老问题”
上有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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