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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深刻系统地阐述历史之本性的尝试，都带有神秘化的特征。
从维科到黑格尔的古典历史决定论也同样如此，好像深刻的洞见与神秘化有着不解之缘。
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进化论思潮，从历史中消除了黑格尔主义思辨和神秘化。
但是，他们这样做同时也使历史变得贫困了，即使他们用自己新的粗俗的神秘化去充塞它，也仍是如此。
能否深刻地、多向度地理解历史，又不陷入神秘化呢？这就要看我们如何解释它的本性和功能。
在维科、谢林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天意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它是只作为一个宗教神学要素出现，还是同时扮演着另一个独立于宗教起源的角色？把天意引入历史概念的哲学家，是否一定是宗教思想家？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确定的理由，甚至能迫使一个非宗教思想家用天意作为历史的建构要素？这样地提出问题，实际是把宗教问题当作一派胡言和欺骗，或者把近代史，包括近代思想史，看作基督教神学世界观世俗化的过程。
然而，如果我们把宗教问题看作现实问题的神秘化表述，那事情看起来就完全不同了。
这样一来，近代思想史就不再表现为范围广阔的世俗化过程，相反，应是显露其真实的形式，即试图用理性的方式解决宗教用神秘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问题。
从这个观点看，把天意引入历史的动机是第二位的。
历史的天意以不同的名义出现，但问题总是同样的：没有天意，没有“看不见的手”
[33]，没有“理性的狡黠”
或“自然的意图”
[34]，历史将是不可理解的。
历史将会表现为个人、阶级、民族的分散行动的混乱状态，表现为把人们的一切工作都宣判无效的永恒流变，表现为善与恶、人道与反人道、肯定与否定的无穷交替，至于善良和人道在这个斗争中能否最终取得胜利，则没有任何保证。
天意是历史合理性的基础和保证。
个体利益冲突的实际结果与人们最初的意愿不同，或者说，人类行为的结果与其意图不一致，这是一个平凡的事实。
所谓“理性的狡黠”
、“自然的意图”
、“看不见的手”
的睿智，并不是文饰这个平凡事实的一些比喻。
古典历史哲学假定，人类行动的意图和结果的不一致造成了某种合理的实在。
各种人类行动的混乱而不可预测的冲突，人类活动的必然与自由之间的不和谐，人们打算做的和实际上做的事情之间的不一致，他们想象自己扮演的角色和他们实际上扮演的角色之间的不一致，所有这些造成了某种人们所不曾预期、不曾希望的东西。
这里什么是合理的？假如人们可以任意地行动，凭着自己的**和兴趣，去从事他们的利己主义事业，并按照他们的特殊偏见行事，那么历史就不是朝着一个末世的终点前进，而是在理性与非理性、善良与邪恶、人道与非人道之间循环往复，永无穷期。
历史将事实上成为一个“邪恶的无神论系统”
。
如果说历史是合理的和有意义的，那只能是由于某种更高的意图、理性或天意的蓝图在其中表现着、实现着。
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是绝对逐渐地一步步展现的过程。
人的行动本身没有自己的意义和理性，只是从天意的蓝图和理性中获得了意义和理性。
这种历史观有两个重要的含义。
按照这个观点，历史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而群众不过是历史辩证法的工具。
在历史中实现必然与自由的统一，但自由归根到底只是一些虚构，因而必然与自由的统一也只是一种虚构。
这个矛盾表现了古典历史观的伟大之处和它的局限性。
古典哲学正确地把历史问题表述为一个公式，但没有解决它。
确切地说，它在寻求解决问题方案的过程中，放弃了正确的原始公式。
这个原始公式是：在历史中，绝对的规律和绝对的自由都没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在历史中，没有任何绝对必然的东西或绝对偶然的东西，历史是自由与必然的辩证法。
问题的答案是一个著名的陈述：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自由是臆造的东西。
历史要成为合理的和有意义的，就必然是在一个天意蓝图中事先安排好的。
在这个蓝图中，历史的个体（杰出人物、民族和阶级）作为先定必然性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代理人而行动。
人们在历史中行动着，但他们只是看上去像是在创造历史。
历史是必然性（天意的蓝图、先定的和谐）的实现，而历史人物则是它的工具和实施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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