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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能否认的是，马克思本人把自己的著作首先理解为科学：因此，恩格斯提到了从乌托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发展。
对科学的强调既是历史相关的又关切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主张。
通过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实证主义的世纪可以对历史相关性进行简要总结；这种实证主义塑造了他们的理论，或者至少是其阐释。
在我看来，对恩格斯来说，实证主义在理论本身中留下了烙印，相反，对马克思来说，它局限于阐释之中。
在那个时代，真的理念被视为科学之一部分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一种真实的理论必须被描述为“科学”
。
不过，仍然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
我们稍后将会发现激进哲学包含着其哲学在社会理论中的应用。
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应用——当人们将其著作视为一个整体时——无疑是主导性的。
但是，要想使一种哲学与社会科学具有关系，始终要预设对一个特殊具体时代的社会事实的哲学建构。
因此，一种社会科学的实际相关性（也就是说，在社会行动策略的界定和表述中的相关性）必然是受时间限定的。
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绝不是一个例外。
因此，从对现今社会相当不同的事实、问题和冲突进行理解和阐释的观点来看，对其作出的批判对我们来说似乎既不是多余的，也不是不相关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要声明，这种批判并没有削弱马克思哲学的概念阐述。
至此，马克思的哲学的概念阐述可以应用于一种不同的、适于当下的社会理论之中。
我当然不是在声称，作为一种合理性的乌托邦，马克思的哲学可以凌驾于批判之上。
所有的哲学都可以受到批判。
我只是在声明，对其社会理论的批判并不固然涉及对其哲学的批判，而且就像对其他哲学一样，人们能够对其哲学进行篡改的程度十分有限。
只要有人求助于其哲学，它就会一直存在并保持鲜活。
因此，接下来我们认为有理由把马克思表述为一位哲学家，并且只是一位哲学家。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表明了所有对哲学的证实能够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哲学的限度有多么宽泛。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回答一个不同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种哲学是激进的。
毋庸置疑，激进哲学是感伤哲学的原则和关切点的一种延伸。
马克思如此频繁地得到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或者浪漫主义视角作出的阐释，却从未得到从斯宾诺莎、笛卡儿、莱布尼茨或洛克视角作出的阐释，这当然绝非偶然。
但是，马克思主义激进哲学的特征正是由体现在感伤哲学中的因素来表述的。
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一个方面只是激进哲学的特征，但是激进哲学是唯一被它们全部共同塑造的。
那么这些特征到底是什么？
马克思把其合理性的乌托邦定位于人类内在的未来。
对他来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内在的未来对立于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它仅仅意味着，从一个到另一个的进程只能被设想为一场社会整体变革。
他认为这样一场变革的承载者将是那些具有激进需要的人：他设想工人阶级的需要就是这样的激进需要。
他把哲学的使命理解为在激进运动与激进乌托邦之间的调解。
但是，如果人们想要实践这样一场变革，他们就不仅需要一种激进的乌托邦，还需要一种对可能性的承认——以及始终对他们正在行动于其中的具体社会可能性的承认。
因此，激进哲学的一种有机和固有的方面就是其自身社会理论的发展。
这种理论必须与那些“从资产阶级社会视角”
来构建的社会理论相对抗，并且以这种对抗为中介，与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相对抗。
这最后一个方面已经被康德表述为一个规范：“……当法则应用之中的经验的以及因而偶然的条件变成法则本身的条件时，一切都迷失了，由此，在表现为可能的结果的先前的经验基础上计划出来的实践，被允许去支配作为其自身目标而存在的理论。”
显然，康德的要求是激进哲学社会理论的一部分。
因为它要寻找一种激进乌托邦的可能性及其得以实现的条件，因此它就从激进乌托邦法则的视角出发构建了经验的因而偶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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