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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没有允许合理性的乌托邦依赖康德所提到的那些经验事实。
只有当一种哲学不仅把这一点表述为一种规范而且还将之付诸实践时，这样的哲学才称得上是激进的。
如果一种激进哲学没有将自己的价值应用于社会理论，没有把思考和主题化（thematising）合理性乌托邦实现的经验条件作为己任，那么这样的哲学同样不是激进哲学。
激进哲学同样也有其困境，对困境的解决同时也就是世界赋予它的一种责任：如果它仅仅是一种哲学，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激进哲学。
因此，它还必须是一种社会理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
对我来说，表述这种“仅仅”
并不容易：毕竟我正在对哲学作一种表白。
人们能够向所爱的人表白爱意然后又对他们说，他们不应该“仅仅”
是现在的样子吗？人们能够在谈到某一对象化时说它传达了最高的善，而它不应该“仅仅”
那样做吗？人们能够用“仅仅”
这样的方式来谈论其自在自为地占据了最高等级的事物吗？
只有当一种人们无法将“仅仅”
这个微小的词语应用于它之上的哲学存在的时候，那个时代才能够再次感到幸福。
但是谁能声称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些人对其他人施加了不可估量的痛苦的时代，这个时代中其他所有的规范都必须相关于“不幸必须结束”
这一命令。
一种“仅仅”
是哲学的哲学无法倾听到人类悲苦的哀鸣。
人们应该去帮助并且应该去发现他们能够如何以及到哪里提供帮助。
激进哲学一刻也不能忘记它激进的乌托邦，它必须仍然是哲学，因为一旦它不是了，它将再也无法把偶然的事实归入由普遍价值构成的理论之下。
但是，它又不能“仅仅”
是一种哲学，因为把经验事实归入理论之下是它肩负的责任。
激进哲学决不能辜负这项责任，因为它必须为了在每一个地方、每一种情况下都能为帮助和救济提供劝告（reendation）。
“决不”
在这里指的是——只要以依附和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继续存在的话，就是如此。
哲学要求：“考虑你应该如何思考。
考虑你应该如何生活。
考虑你应该如何行动。”
激进哲学如何并在何处实现这一点？它应该如何并在何处实现这一点？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必须回顾一下最初在谈到完全的和部分的接受之间的关系时说了些什么。
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的和部分的接受类型彼此处于倒置的关系。
对于完全的接受发展出越来越多的障碍，而部分的接受类型则在繁育和成倍增加。
因此，部分的接受是一个时期对哲学需要的一种表达，在那个时期中，作为专业化的结果，完全的接受变得越来越困难。
从部分的到普遍的这一路径已经断裂。
使这一路径再次畅通可行是激进哲学的责任。
转向那些通过自己部分的接受表明哲学主张的人是它的责任；尽管如此，从哲学总体性及其合理性乌托邦的视角出发去始终满足部分的接受的需要也是它的责任。
只有这样它才能够触及所有那些寻找真理的人。
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引导部分的接受达到一种完全的接受。
然而，激进的哲学家却并不只是必须建构一种合理性的乌托邦来将“考虑你应该如何思考，考虑你应该如何行动，考虑你应该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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