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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权限包括影响人类生活并且来自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存论问题：它关乎来自于人或人际关系的渴望与痛苦。
与之相对，在哲学的权限之外包括了给人制造眩晕感的事物。
哲学面向的是合理性的人并且坚定地保留在可以被合理性思考的领域之内：其合理性的乌托邦始终可以合理性地思考。
为人类的想象制造一种眩晕感的事物则无法被合理性地思考；它不可能是哲学的主题。
人一想到宇宙的有限或无限就变得眩晕：想到死亡，想到虚无。
关于什么使人感到眩晕，哲学应该保持缄默。
哲学对于人们应该如何接受死亡的想法有话可说，但是关于虚无它应该缄默。
斯宾诺莎说过，哲学思考生而不是死，这恰好表明了哲学与这种“眩晕感”
间的关系：他把死亡排除为某些对他来说不存在的事物。
哲学无法为宗教的来世提供任何替代物。
因为激进哲学必须回答存在论问题，所以它就排除掉了那些使人“眩晕”
的问题，因为没有哲学能够回答它们。
同样，艺术也无法对它们作出什么解答，因为艺术也始终只是谈论生，并且把永恒、死亡、世界与人的局限性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来对待。
“眩晕”
的王国只属于宗教，因为这种体验体现了一种宗教本性。
所有不想要宗教的人、所有拒斥宗教体验的人，最好听从斯宾诺莎的建议，并把那些使人眩晕的东西排除在思想之外。
（4）在“人们应该如何行动”
的问题上，激进哲学也必须是自己哲学的部分的接受者。
显然，人们应该如何行动这一问题是其哲学理想所固有的。
但是，它们也必须对于人们能够如何行动以及什么行动在今天是有可能的这些问题有所规划，而且很明显，回答什么是有可能的必须在自己的价值基础上来探寻和提供答案。
因此，激进哲学的责任之一就是为最广义的政治行动制订计划。
激进哲学不相信救世，因此它无法相信任何一个救赎的人类行动可以使人类突然进入到激进乌托邦的世外桃源之中。
通向激进乌托邦之路是一条漫长而布满荆棘的道路。
人始终都要面对具体的情境和冲突，而在这些具体的情境和具体的冲突之中，他们必须妥善处理那些可能性。
激进哲学绝不能从乌托邦的高度不屑一顾地轻视人为了解决具体冲突而用一种适宜于具体情境的方式行动的尝试。
与所有试图解决具体冲突的那些人以及在具体情境中寻找最佳行动可能性的那些人共同思考，正是它的责任。
对于其行动的计划必须以两类标准为基础：合理性乌托邦的应然标准以及可能性的标准。
因此，它必须批判所有有悖合理性乌托邦以及导向对立方向的行动计划——这是应然的标准。
同时它还必须考虑到行动回旋的空间以及行动的经验前提——这就是可能性的标准。
与符合可能性的政治活动相远离的一种激进哲学也将远离自己的最终实现。
它把自己的乌托邦变成了一种无理性的（non-rational）乌托邦。
与此相对，把一种合乎可能性的举措颂扬成“那个”
救赎式的人类行动，这样的激进哲学则抛弃了激进的乌托邦本身。
如果激进哲学想要实际上始终保持为一种激进的哲学的话，它就既不能放弃自己的乌托邦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合理性。
关于激进哲学的任务问题，有两个更进一步的评注是相关的。
我们已经简要列出了激进哲学的任务，显然并没有假设每一个单独的激进哲学家都能全部做到。
人们不能要求天赋异禀（giftedness），因为正如字面所暗示的，与其说它是意愿的问题，毋宁说是一种天赋，而同时完成所有列举出的任务必须以超常的天资为前提。
这种要求指涉的是激进哲学，而且达到这些要求不是某一个人的工作，只能是众多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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