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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明确强调：唯有生产使人真正成为人类，因此，生产造就了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新需要的产生是历史的第一幕（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载《著作》，420页）。
构成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的正是这个事实：“当然，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组织，每次都依赖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尽管目前形态下的羊或狗无疑是历史过程的产物。”
（同上书，461页）“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
（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1863—1965年手稿片断，载《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2卷之七，234页，莫斯科，1933）在马克思看来，从需要和消费出发是保守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标志性符号（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格律恩的批判）。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需要视为社会生活中的原始的、非历史性的、固定不变的数据，我们就会倒向相对主义，否认任何形式的历史发展——正如科拉科夫斯基在认识论研究中倒向了不可知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他却把这种立场归于马克思），认为一个人和一只苍蝇见到的“世界景象”
、一切类型的有机生命（包括人）获得的对实在的感性描述拥有同等程度的“真理性”
和“真实性”
（《通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48页）。
[44]《大纲》，92页。
另见《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10页。
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以社会和社会文化规定性的不同来解释进食习惯和规范的广泛差异，这从经验角度证实了马克思关于基本个人需要的社会特性的观点，虽然这些需要在今天经常被视为纯生物学的。
[45]马克思：《哲学的贫困》，42页，莫斯科，外文出版社。
译文有改动。
[46]《大纲》，532页。
在马克思的晚期著作中，对个人的需要与公共的需要、消费需要与生产需要、必要的需要与奢侈的需要的辩证关系的分析也构成了一个重要部分（这些分析大多与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有关）。
之所以可以这样理解，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这些辩证关系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最重要的维度之一。
马克思在《大纲》中指出，严格地说，“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
。
但是历史发展（在资本主义阶段这种趋势尤为强劲）使得“过去多余的东西便转化为必要的东西，转化为历史地产生的必要”
（同上书，528页）。
例如，“手工业本身并不表现为必然要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相并存，这种农业是把纺、织等等作为家庭副业来经营的。
然而，举例来说，如果农业本身是建立在科学经营基础上的，如果它需要机器，需要通过贸易得到化肥，需要来自远方国家的种子等等，而且，如果农村的家长制手工业消失了（这一点已经包含在前提中），那么，机器制造厂、对外贸易、手工业等等就成了农业的需要。
农业或许只有靠输出丝织品才能得到鸟粪。
这样，丝织厂就不再是奢侈品的生产部门，而是农业所必要的生产部门了……由于这一原因，便发生了下述现象：以前表现为奢侈的东西，现在成为必要的了，而所谓奢侈的需要，例如对于那个自然产生的并完全从自然必要性中成长起来的部门来说，也成为必要性了。”
（同上书，527页）关于个人的消费需要与直接社会性的生产需要的动态互动关系的最复杂的分析，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对工业革命历史过程的分析。
[47]此处无法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必须指出根本需要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中的决定性地位。
这类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在被压迫的生产者阶级（即无产阶级）中发展，但是在现存的社会关系系统的框架内无法满足。
例如，“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
，马克思认为这是工厂的“革命的一面”
（《哲学的贫困》，144页）。
马克思认为，对普遍性、“流动性”
和劳动职能变换的要求被资本主义工厂组织劳动的社会形式所遏制，因为资本主义工厂必然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
——正是这个事实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绝对的矛盾”
（见《资本论》第1卷，第四篇，第十三章，第九节）。
马克思对“根本”
需要——即被压迫阶级的就其本性和内容渴望超越现存的社会关系系统的需要——的革命重要性的强调与马克思的一般理论出发点完全一致，他把已经获得的生产力与现在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确定为革命的终极基础，并把革命阶级本身视为“最强大的生产力”
（《哲学的贫困》，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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