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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者的基本社会团体而言，“饥饿革命”
的情况已不再流行，在此局面下，马克思的以上思想对于这些国家的激进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无疑具备特殊的重要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见对“新劳动阶级”
——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国——的最新讨论。
[49]《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04页。
[50]“……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
（《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08页）
[51]《大纲》，99页。
[52]同上书，712页。
[53]《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293页。
[54]《资本论》第3卷，857页。
[55]手工业劳动中“表现为最终目的的也不是劳动的交换价值，而是劳动的使用价值”
。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2卷之七，110页。
——此处马克思长篇讨论了这种社会生产系统的内在局限性。
[56]《大纲》，422页。
另见693、708等页。
[57]在所有这些社会中，“发展的基础都是单个人对公社的原有关系（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或历史地产生但已变成传统的关系）的再生产，以及他对劳动条件和对劳动同伴、对同部落人等等的关系上的一定的、对他来说是前定的、客观的存在，——因此，这种基础从一开始就是有局限的，而随着这种局限的消除，基础就崩溃和灭亡了”
（《大纲》，487页）。
马克思从未系统地讨论社会经济机制造成了前资本主义形态的“保守”
（马克思经常称之为“僵化”
）特性，但是他在对这些经济有机体的分析中经常简短地论及。
他指出了内在于某些财产公有制形式（例如俄罗斯的村社组织或者各种亚洲农村社区）中的均衡趋势在某些特定阶段可以阻碍为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有效积累的可能性；他描绘了使现存生产模式固定下来的各种形式——通过直接公有规则或政府规则（例如在行会体制中），或者通过直接方式（例如他在《资本论》第3卷第四十七章讨论的地租在农业生产中的僵化效果）；他分析了把劳动的社会分工严格控制在一个给定的水平上的社会体制（例如他非常关注的印度的乔杰马尼制度），以及破坏生产的基本要素（土地、劳动力、工具）在社会范围内自由流动的可能性的社会体制。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有一个偶然的例证：“例如，在行会条件下，单纯的货币，如果它本身不是行会的、不是行会师傅的货币，就不可能买到织机，用来织布；一个人可以用多少织机来作业等等，是预先规定好的。
总之，工具本身还同活劳动本身连在一起，还表现为活劳动所支配的领域，以致工具还没有被真正卷入流通。”
（《大纲》，505页，另参考297页）另外必须强调，马克思在几个场合谈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某些生产关系类型导致了生产力的长期的（而非临时短暂的）倒退和衰落。
例如，马克思正是如此界定高利贷资本（经济人类学方面的最新著作称之为“出租资本”
）对亚洲和古代生产模式的影响。
他指出，高利贷“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
它“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
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
（《资本论》第3卷，582页）。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斯大林阐释的马克思理论都提出了这样一种观念：生产力（被理解为纯粹的技术过程）的发展作为某种不可避免的自发自律的过程具有本质必然性的力量，然而，这完全不是马克思的思想。
[59]《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著作》，305页。
[60]同上书，311页、304页。
[61]同上书，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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