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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有必要把问题挑明，以便于求得妥善的解决。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之间，不可能是毫无差别的。
在他们自己的早期思想和后期思想之间同样存在很多差别。
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点，必须采取研究的态度，不应拘泥于他们讲过的一字一句。
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以后的著作中，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这一哲学的对象的基本思想是很明确的，并且具有一贯性。
不同说法不是表现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不一贯或不一致，而是表现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所以，我们必须全面地去理解这些思想，立足于它们一致性的基点上，对不同的提法作出统一的理解，而不能依据其中的一种提法，去否定他们的另一种提法。
还有一个问题有必要加以说明，就是如何看待现有哲学教科书内容的问题。
应当肯定，现在教科书中那些定型化的内容，是依据经典作家的论述，从经典著作中的内容引申而来的。
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内容以及它所体现的研究对象。
但也必须看到，教科书的内容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定型的，它表现的主要是那一时期的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论述的理解和认识。
它是否充分反映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变革的实质，这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问题。
教科书不能成为我们讨论对象问题（即进行学术探讨）的经典依据。
我们研究哲学对象问题并不是为了给它现有的内容找出一个完备的定义，因而不能认为与教科书的见解有出入，就是离经叛道。
总之，我认为，人类认识规律（包括认识史）、经典论述和教科书内容，在这三者中，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后者只是前者的反映，我们可以借助后者去理解前者，但不能把它们的根本关系颠倒过来，依据后者去判定前者。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变革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旧的研究对象，是解决在近代认识发展过程中形成、而为资产阶级哲学未能解决的哲学与实证科学矛盾的必然结果。
从历史上看，哲学对象的每一次变革，都是解决在认识发展中已成熟的某种矛盾的结果。
这些矛盾是从知识结构发生的变革中产生和形成的。
这些矛盾解决了，就会改变哲学的对象和性质，推动认识的进一步分化和发展。
由于面临的认识发展中的矛盾的内容不同，因而形成的哲学在对象和性质上也便不同。
古代和近代哲学的两次重大变革，就是如此。
古代的情况是，在哲学作为理论思维的形式产生时期所要解决的，不是哲学认识与科学认识（它们是理论思维内部的两种形式）的矛盾，而是理论思维与原始宗教的幻想意识之间的矛盾、与感官直接认识和实用知识之间的矛盾。
这是理论思维从其他认识中分化出来的初始阶段。
当时人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智慧？”
那时人们所作的回答则是：“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
从解决这样的矛盾中形成的古代哲学，自然要把一切理论性的知识成果都包括在自身以内，而哲学当然也就具有了知识总汇的性质。
在那时科学尚处在萌芽状态，与此相适应的，哲学认识与科学认识的区别也只能以萌芽的形式表现于哲学内部的学科分类中。
近代的情况便不同了。
近代初期，哲学虽然也面临着与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宗教神学的矛盾，哲学家们仍然必须为解决现世智慧和来世智慧的矛盾而进行斗争。
但从那以后，主要问题已开始转向哲学认识与科学认识的矛盾。
随着自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人类已从对自然笼统直观的认识，进入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自然科学陆续从原来的知识总汇中分化出来，形成许多独立的科学部门。
科学的分化改变了人类知识体系的结构，原来奠基于笼统直观的那种知识总汇的理论已陷于瓦解，必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调整知识部门之间的关系，其中特别是作为总体认识的哲学与各门实证科学的关系。
这就是近代哲学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资产阶级哲学家必须去解决这一矛盾，而他们又不能完全解决这一矛盾。
他们不能摆脱这一矛盾，因为实证科学的发展已使哲学再也无法维持过去那种包罗万象的内容和对科学的那种统辖关系。
他们不能完全解决这一矛盾则是因为，当时科学虽已分化，但分化得尚不充分，还没有提供促使哲学从理论内容到理论形式实现根本变革的足够条件；同时，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偏见也限制了哲学家的头脑，很多人并不甘心放弃相沿多年的固有领地和世袭权力。
这种特定的矛盾状况，就形成了所谓“科学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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